大庆油田从1964年年底到1966年，坚持“两论起家精神，认真学习“两分法”，戒骄戒躁大步前进，油田管理和生产得到全面发展。到1966年年底，建成产能1300万吨，原油产量达到1060万吨，生产管理井井有条，财税上缴15．38亿元，成为全国上缴财税最多的企业。
然而，就在大庆油田全面发展的时候，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这次“革命”，给石油工业的发展带来严重灾难。1966年11月，大庆召开油田技术座谈会，从北京来了一批红卫兵，认为开这样的会是“埋头拉车不看路就把会场冲散，研究被迫停止。12月26日，大庆机关“造反派”召开点火大会，斗会战领导，会战党委班子瘫痪。接着，各造反派团体分头批斗基层队以上的干部，连班组长、标兵模范也没有幸免。“铁人”王进喜也被说成是“假标兵、大工贼”，带上高帽子游街示众。当时，受到批斗的厂处级干部有300多名，有近3万名基层干部和标兵被批判，有6000多人被关进“牛棚”，有200多人被斗致死，那真是一段“黑云压城城欲摧”的恐怖岁月。
一时间，一切是非都被颠倒歪曲，大庆被说成是“修正主义路线树立的黑典型”；“两论起家”的基本功被说成是“走资派的黑经验”；岗位责任制被说成是“套在工人脖子上的枷锁”；“三老四严”被说成是“奴隶主义”。造反派夺权后，党的组织全部瘫痪，生产指挥系统被砸烂，各项规章制度被取缔，科研部门被解散，整个油田处在混乱状态。在这种情况下，广大工人和干部作了坚决抵制。有的干部接受完批判，连造反派画的黑脸也顾不得洗，就上工地处理和安排生产工作。中一采油队的造反派把墙上的岗位责任制撕掉了，他们说：“什么时候了，还执行这些东西”。老工人王友全却理直气壮地说：“岗位责任制是我们用血换来的宝贵经验，你们撕掉墙上的，撕不掉我心里的”，他一直按照岗位责任制的规定进行工作。
大庆油田这种混乱情况很快传到北京，周恩来总理向毛泽东主席作了汇报。为了维护油田正常开发建设程序和工作秩序，中共中央、国务院和中央军委发出《关于大庆油田实行军事管制的决定》，决定重申了“大庆油田是在伟大的毛泽东思想哺育下成长起来的我国工业战线的典型”。1967年3月27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沈阳军区某部进驻大庆。
当时，大庆油田生产受到严重影响，工程质量下降，油田地下形势恶化，事故不断发生，原油生产出现了极为被动的局面。新投入开发的杏树岗油田，在没有设计方案的情况下就投入全面生产，造成油层压力迅速下降、油井产量下降和含水率上升的“两降一升”的状况。这种情况，不单发生在杏树岗油田，整个油田地下形势也开始恶化。由于对注水缺乏研究，也没有采取必要的措施，油田含水很快从29％上升到53％。全油田经过测试，65个开发区块，有38个出现低压区，占开发总数的58．5％。油田产量下降，1968年9月，油田日产量由3．6万吨降至1．8万吨，1970年全年第一次出现欠产18万吨的情况。当时主持一线生产的副部长唐克愤然疾呼：“这是奇耻大辱！欠产18万，大庆怎么办？”那几年，各类生产事故不断发生，大庆缝补厂和器材供应处的橡胶库被一把火烧了个一干二净，损失数百万元：大庆炼油厂加氢车间发生大爆炸，死亡职工达50余人：1968年一年就发生事故211起。尽管这样，一些造反的人还鼓吹什么“三年不搞科研照样出油”“要彻底硬烂资产阶级管卡压”；他们不断制造新的悲剧，对宋振明、陈烈民等他们认定的“死不悔改的走资派”，动不动就开批斗会，进行种种体罚。在这种十分严峻的形势下，为了捍卫大庆红旗、保卫大庆油田，“铁人”王进喜置个人安危于不顾，带着大庆工人的嘱托，于1970年年初来到北京。他要找上级部门，要找周总理反映大庆的真实情况。
石油部军管会主任王星听取了王进喜的汇报。王进喜谈得头头是道，有数据，有分析，谈到动情处，这位在大庆石油会战中被誉为“铁人”的铮铮男子汉竟然掉下了眼泪。
石油部军管会根据王进喜反映的情况迅速整理了一份《关于大庆油田生产情况的报告》，详细列举了大庆油田生产出现“两降一升”的严重情况和应采取的措施，上报国务院。周总理对大庆的情况一直非常关切，曾多次忧心忡忡地说：“大庆是毛主席树起的红旗，大庆出了问题就是大问题，不好向毛主席交代。”见到这份报告后，周总理迅速作了“大庆要恢复两论起家基本功”的批示，其苦心是要大庆把被动生产局面扭转过来，把原油生产恢复上去。同时指示石油部要派人到大庆去，帮助解决问题。
余秋里知道王进喜反映的情况后，深为忧虑。周总理打电话让他确定一个人带队去大庆蹲点。在那个特定的政治环境下派谁去合适，余秋里想到石油部副部长孙晓风，直接点名让他带一个工作组，一起帮助大庆扭转混乱局面。
孙晓风到大庆后，首先层层召开会议，大张旗鼓地传达周总理的批示，使广大职工振奋了精神，明确了方向。为了扭转原油生产的被动局面，恢复两论起家基本功，孙晓风从玉门请来老工人报告团，讲传统，讲革命、生产的关系，到现场亲手示范。经过耐心工作，讲明利害关系，在大庆革委会的同意下，组织了一次“八四三”会战，即抢建、抢修843口油水井。这次会战是“文化大革命”中第一次大规模的生产建设活动，广大石油工人特别兴奋。1万多名油建工人连夜收拾行李，奔赴前线施工。采油工人在修井中，由于设备多用在战备上，就用人力提拉油管，使上百口躺倒的井乱迅速恢复了生产。到1970年年底，累计抢修、抢建油井682口，注水井190ロ，到10月杏树岗油田也有3个新区块投产，从而基本上扭转了油田产量下降的被动局面。孙晓风和张文彬还以工作组的名义，多次要求大庆革委会解放宋振明、陈烈民等懂生产、会管理的领导干部，要求恢复科研单位，均被推托。
相反，却有人在暗地里告黑状，说孙晓风带的工作组到大庆是“搞复旧”“以生产压革命”，并质问：“是谁把两论起家基本功丢了？这个问题要说清楚。”还有人曲解周总理恢复两论起家基本功的指示说：“两论起家基本功就是大练继续革命基本功”，于是大力推行所谓的“育人建队”的经验，组织“天天读，雷打不动”。还有少数造反派胡说王进喜的汇报不实，“周总理受骗了”。他们多次围攻王进喜，甚至到外地开会时也揪住不放，引起了兄弟油田代表的强烈愤慨。王进喜在造反派的折磨下，病情急骤恶化，在返回大庆的途中住进了北京医院。1970年11月15日，王进喜在北京逝世，终年47岁。他为了祖国的石油事业，真的少活了20年。
在党中央召开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毛泽东主席提出：“要开成一个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从此开始解放干部，而大庆却迟迟不肯行动。周恩来总理曾询问过李先念副总理：“大庆油田不是有个有才华的年轻干部嘛，他解放了没有？”李先念说：“他叫宋振明，还没有解放。”此后，国务院办公室先后三次点名要大庆革委会解放宋振明。1971年6月，在大庆党代会上宋振明被直接选举为大庆党委副书记，随后被任命为革委会副主任。复出后的陈烈民等一批老干部，也被委以重任。
针对大庆油田开发建设中出现的问题，宋振明、陈烈民首先组织万名技术干部、生产骨干深入一线，连续开展两次大规模的地下情况专题调査，充分掌握第一手资料。在汇报时，谈到了油井管理中的问题，造反派听了后大为不满，认为是以生产管理中的小问题否定“文化大革命”。地质技术于部对此既担心又害怕。会后，宋振明把有关人员叫到办公室，详细核实了情况，鼓励说：“你们不要怕，天塌下来我个子高，给你们顶着！”在随后召开的技术座谈会上，他避开造成地下情况恶化的原因和责任，要技术人员赶快研究对策，确定了加强油田地质工作的重要技术措施，并迅速组织落实。使全油田的油水井利用率、资料准确率都达到新水平。
为了从根本上扭转杏树岗油田开发的被动局面，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从1972年起，宋振明等人组织技术干部进行专题科研攻关，从开发方案到工艺技术都进行了调整。首先，精心组织投产700余口油井；其次，调整注水井网，由行列注水改为面积注水，抢投注水井200口，逐步提高注水量。经过三年调整，杏树岗油田日注水量增加了76％，原油年日产量增加了34％，出现了一批高产油井。
1971年，宋振明刚被解放出来，他深感油田管理上出现的混乱是否定岗位责任制引起的恶果，就亲自带领干部，到采油队蹲点开展恢复完善制度的调查研究。首先，总结树立了中一采油队、四十九采油队等严格执行岗位责任制的典型，修订和完善了采油工人岗位责任制，在此基础上先后完善了井下作业、机械加工等120个工种的岗位责任制。接着，恢复了中断四年之久的第51次岗位责任制大检查。1972年6月，还开展了岗位责任制建立十周年总结活动，重申岗位责任制是管好油田的根本制度。并在《大庆战报》头版头条刊登调查报告《毛主席咋说咱咋办，坚持大庆精神不动摇》，该报告有理有节地指出：“要自觉从严，落实在各项工作中”；“坚持科学态度，开发油田，管好油田”；“要健全各项规章制度，使管理工作有章可循”；“抓基层，打基础苦练基本功”；“狠抓队伍建设，发挥党支部战斗堡垒作用”。这一切，在“文化大革命”尚未结束的时候响亮地提出，不仅是难能可贵，而且把大庆从颠倒是非、混淆黑白的泥潭中解放出来，使大庆生产建设得以健康发展。
“文化大革命”对科研工作造成很大的破坏，大庆油田18个科研单位、技术部门，拆散了9个；油田科研办公室从40多人减少到2人，油田地参部100多人也只留下2人，使科研工作中断了5年。宋振明、陈烈民快复工作后，刻不容缓地抓了科研工作的恢复，把拆散的机构重新组织起来，把下放劳动的技术于部请回来，把中断了的科研项目重新搞起来，把年度科研计划与生产计划一同下达，很快扭了被动局面。
宋振明、陈烈民深感加强基层建设、配好基层干部的重要性。由于当时政治形势所限，还不能全面落实干部政策，就把一部分还没有解放的干部，先调到生产一线或二级单位，负责一些单项工作，这对当时恢复正常生产秩序起了很大的作用。邓小平复出后，提出了各方面都要整顿的一系列方针、政策，宋振明和陈烈民就不失时机地对二级班子进行组织整顿。工调整处级干部135名，大队干部615名，还有2415名基层干部，把那些派性严重、思想作风不正、混进班子的打、砸、抢的人作了组织处理。在此基础上，又抓了思想作风整顿，强调：“队伍好不好，关键在领导；班子行不行，先看前两名”。领导班子的思想整顿，对恢复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稳定队伍、推动油田生产发展发挥了关键的作用。
大庆“恢复两论起家的基本功”，顶住“四人帮”的干扰破坏，使油田生产的正常秩序得以稳定，产量持续增长，到1976年，年产原油突破5000万吨，撑起了中国石油工业的半壁河山。
由于“文化大革命”造成的动乱，煤炭和化肥生产都遭到严重破坏，担子很重，康世恩每天晚上都工作到深夜。经常在夜深人静时，周总理找康世恩紧急谈话，每次谈话的内容都是要煤、要油。
当时，中国的铁路运输已经处于半瘫痪状态。为了保证一些大城市、大电厂的用煤，日理万机的国家总理不得不当上“煤炭运输调度”。亲自打电话指挥调动列车，一个站一个站询问运输情况。有一些地区，因为闹派性大打出手发生武斗，为了使列车顺利通过这些“重灾区”，周总理还得调动军队保驾护路。“四人帮”之流，一方面大批“唯生产力论”，在政治上给周总理发难；另一方面，设置种种难题，南北呼应，唯恐天下不乱。上海的马天水，隔三岔五就给周总理发急电，说上海电厂没有煤炭库存，如不运来救急，上海就将停电，陷入一片黑暗。辽宁的毛远新有一次发电报给周总理说，因为没有煤，辽宁许多电厂已经停电。发电报的电，是用手摇发电机发出的。
周总理每次找康世恩谈话，都希望石油部门要多出油，以油代煤，缓解国家能源紧张的局面。1970年，全国用于燃料的原油已达1075万吨，比“文化大革命”前的234万吨增加了4倍。此后，烧油量猛长，5年后已经达到3000万吨，占全国年产量的1/3以上。
烧油，是康世恩最心疼的事了，真如同用刀割他身上的肉，点点都牵动他的神经。一次，上海电厂因无煤烧要停电，国务院生产组主管能源口的袁宝华找到康世恩问：“怎么办？”当时，正好有一艘运往南京炼油厂的油船停泊在吴淞口，不得已，康世恩只好同意将那船油就地烧掉。
事后，他感慨了好久：“烧油，损失太大了。这船油若是加工出来，价值要翻好几番哩！”
1972年以后，中日关系正常化。为了给国家换回宝贵的外汇，周总理又决定从1973年开始出口石油，第一年安排的指标是260万吨。
石油工业为了适应特殊时期国民经济的紧迫要求，原油产量以每年递增20％的高速度发展。1972年10月，国务院根据全国形势的发展需要，作出了提前开发大庆喇嘛甸油田的决定。
喇嘛甸油田，是大庆油田的一部分，在会战初期就落实了含油面积和储量。它的大致含油面积约100平方公里，但提交的探明储量却有4．8亿吨，占大庆当时提交总储量的1/4，是一个构造好、储量多的“肥”区块。当年编制大庆开发方案时，周总理专门指示，要拿出一些“肥”区块作为战备油田储存起来，以应急需。1972年周总理不得已作出了提前开发大庆喇嘛甸油田的决定，充分说明当时国民经济已经到了危急的状态。
喇嘛甸油田会战是顶着“四人帮”的政治压力进行的。1974年，“四人帮”利用“批林批孔”运动，把斗争的矛头指向周总理，大肆叫嚷批“唯生产力论”，一时间“只抓生产不抓革命”，“以生产压革命”的帽子满天飞。宋振明等到前线调研时，采油二部指挥蒋其恺忧心仲忡地汇报说：“现在有一种说法，小干小错，大干大错，不干没错。前线工人们不仅反感，还非常气愤。”宋振明即席插话说：“那你们就乱理直气壮地讲，大干没有错，大干有理；大干没有罪，大干有功；不干，半点马列主义都没有，不干，才是最大的错误。”后来，他又进一步琢磨完善，在喇嘛甸油田会战前线提出了“大干社会主义有理！大干社会主义有功！大干社会主义光荣！大干了还要再大干！”的口号。“四个大干”的口号，极大地鼓舞了参加会战的石油职工的革命斗志，他们夜以继日大干，创造了一个个生产新纪录，因为他们懂得国家需要油，需要建设油田，把原油采出来，必须汗珠子摔八瓣，实打实地干。
为了鼓舞职工士气，会战前线层层评选先进。1974年9月，大庆党委召开了喇嘛甸油田表彰庆功会，十几万职工群众参加，会战中涌现出的几百名劳模披红挂花，乘坐在100辆卡车上；从中选树的十大标兵周占鳌、屈清华、吴全清等人披红挂花，由油田领导陪同分乘十辆敝篷吉普车在前，围绕百里油田进行了整整一个下午的大游行。每到一个地方，职工家属就像当年慰问胜利归来的子弟兵一样，敲锣打鼓，载歌载舞。“大干社会主义有理！大干社会主义有功！大干社会主义光荣！大干了还要再大干！”的口号声此起彼伏，响彻油田。喇嘛甸油田和任丘油田的勘探开发，使我国石油产量迅速上升。
“文化大革命”十年，百业艰难，而石油工业在周恩来、李先念等中央领导的支持和关心下，竟奇迹般地创造了高速度发展。全国石油工业，从1967年到1976年原油产量由1387．6万吨上升到8715．5万吨，平均年递增19．6％，为动乱中保持国民经济的运行发挥了重要作用。这是在特殊历史条件下，百万石油职工辛勤劳动的产物，也是康世恩等石油战线老领导智慧和心血的结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