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伊始石油严重短缺，为了摆脱石油依赖进口的危机，探矿找油成为必由之路。
1952年，中央人民政府在地质工作计划指导委员会和矿产地质勘探局的基础上组建了地质部。1953年，制定第一个恢复国民经济五年计划的时候，国内生产的天然石油和人造石油的合计产油量仅能满足最低需求的四分之一，并且勘探的前景一片朦胧。这一尖锐的供需矛盾，让刚刚执掌政权的中国共产党领导核心大伤脑筋。1953年底，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人一同召见担任地质部长的地质学家李四光，询问中国是否真的贫油。《百年石油》一书中记载如下：
李四光根据数十年来对地质力学的研究，从他所建立的构造体系，特别是新华夏构造体系的观点，分析了中国的地质条件，陈述了他不同意“中国贫油”的论点，深信在中国辽阔的地域内天然石油资源的蕴藏量应当是丰富的，关键是要抓紧做地质勘探工作。他提出，应当打开局限于西北一隅的勘探局面，在全国范围内广泛开展石油地质普查工作，找出几个希望大、面积广的可能含油地区。
李四光这番肯定的回答，给了新中国高层领导人立足国内找油的坚定信心，开始考虑成立一个以地质部为骨干，组织领导全国石油勘探的常设机构。1954年12月7日，国务院先后召了开第三次办公会议，做出正式决定：地质部从1955年起承担全国的石油天然气普查任务，将普查固体矿渣为主的普查委员会（以下简称普委）改为专门领导石油普查的机构，普查委员会的主任委员由李四光部长兼任，刘毅、谢家荣、黄汲清任常务委员。
普委会刚成立的时候，在国务院的序列里还没有石油工业部，只有燃料工业部下设的石油管理总局。因此，普委会的委员多数成员来自地质部，石油管理总局和中国科学院的地质、地球物理学者占少数，除了定期开会研究工作外委员们并不在一起办公，日常事务由普委会下设的办公室和职能处室负责处理。
从1955年春天开始，北京阜成门外西边的百万庄成为普委会委员们经常光顾的地方。每次开会研究勘探部署都是常委黄汲清和谢家荣轮流主持。李四光部长很少露面在普委会挂名不问政，统领全国石油勘探的重任完全由三位常委协商决定。
普委会三位常委当中，黄汲清和谢家荣两人是地质大师。刘毅虽然也是常委，但他不是地质专家，担任普委会的党组书记兼办公室主任，包揽了普委会的日常杂事，充当了内务总管的角色。
时间一久，普委会的委员们都看明白了，李四光部长是名义上的大掌柜，常委刘毅主内不主外，定夺全国石油勘探部署的决策权自然落到了黄汲清和谢家荣两人的肩膀上。
黄汲清和谢家荣是同时代、同出一门的地质学家，两人都曾为中国地质事业的发展做出了杰出贡献，并且在国民党败退台湾的时候拥护共产党的主张，毅然决然地留下来投身社会主义建设。
黄汲清是久负盛名的大地构造、地层古生物、石油地质学家。1952年任地质部西南地质局局长，1954年6月调入中国科学院任生物地学部副主任。
谢家荣是大名鼎鼎的区域地质、地层古生物、矿床、岩石学、石油地质学家，1952年成立地质部的时候任地质矿产司总工程师，1954年调普委会任常委时还兼负总工程师的职务。
由这两位学识渊博建树颇丰的地质大师担任普委会的常委名至实归，主持日常工作无人不服。
普委会成为新中国第一个统领石油勘探的指挥中心，黄汲清和谢家荣志同道合关系融洽，面对石油资源极度匮乏的艰难局面，两人齐心协力谋划开篇，联手策划开展了一场改变中国贫油命运的大决战。
1955年1月20日，地质部召开第一次石油普查工作会议，根据会议决议组成了新疆、柴达木、鄂尔多斯、四川、华北5个石油普查大队。
鉴于当时发现油气显示的地域偏重于大西北，东部地区尚未发现任何储藏石油的迹象，相关的地质研究近乎空白。黄汲清和谢家荣决议引导石油勘探的重点向东转移，为了确定有含油希望的重点目标，计划从1955年的5月起到11月末止，调集24支地质调查队、18个物探队、20个地形测量队，组成1200多人的勘探队伍，首先对西北、华北、西南三大地区展开战略性侦察。
会议结束后，谢家荣感到26万平方公里的松辽盆地没有列入第一轮普查计划是一个重大的疏漏。基于多年对东北地质情况的了解，他认为日本人当年钻探石油虽然失败但是很有道理，并且还遗存了一些发现油气迹象的地质资料可供参考。他找到黄汲清谈了自己的看法，黄汲清完全赞同，两人一拍即合决定召开普委会全体会议进行讨论。委员们一致赞同将东北地区补充到石油地质普查计划中，于是两位常委立即着手对已经做出的勘探部署再做调整。黄汲清责成秘书苏云山搜集资料，起草了《松辽平原石油地质踏勘设计任务书》。
“踏勘任务书”拟定后，经黄汲清先生修改和审定，于6月11日由李奔（普委会办公室副主任）签发下达给东北地质局。其后，谢家荣先生还亲自起草“关于东北平原石油踏勘的工作方法”，于1955年8月29日发给东北地质局。
普委会做出的这一富有远见的补充决议，拉开了石油勘探战略东移精彩的序幕。谁都没想到，当时并不被看好的东北地区居然越来越强烈的显露出蕴藏石油的希望之光。
1955年初秋，地质部东北局的地质师韩景行，在吉林省老松岭的罗子沟一带执行油页岩矿脉勘探任务时接到一封电报，紧急召唤他回到局里接受新任务。
韩景行，1924年出生于河北省滦县，1949年就读东北大学干训班，1950年转入北京大学地质系深造，1952年毕业后分配到地质部东北地质局从事野外地质调查工作。时年31岁的韩景行，正值年富力强、朝气蓬勃的黄金期。他接到电报后火速赶到局里，见到了普委会发来的《松辽平原石油地质踏勘设计任务书》和《松辽平原石油地质踏勘工作方法》，才知道这项新任务的分量有多重。
地质部东北局指派韩景行担任松辽盆地地质调查小分队的队长，带领柬庆成、陈本善、赵洪福、王胜（还有一人名字不详）5名成员，按照任务书规定的线路，沿河谷和山边进行一次东北地区野外地质踏查，目的是了解松花江系第四纪覆盖下的地层，查看有无生成石油的地质条件，做出可否列为含油气远景区的初步判断。
此时，东北已是秋意渐浓的9月初，再过一个多月就会雪花飘飘，江河封冻。野外地质踏查来不及做周密的准备，必须马上行动，耽搁了就要等到明年春暖花开。
接受任务后，韩景行立即带领踏查小分队出发，起点在吉林市近郊第二松花江畔的哈达湾，他们租了两条打渔用的小木船，拼在一起既当交通工具，又作食宿场所，顺流而下，启动了首次以寻找石油为目的松辽盆地野外地质调查。
历时近一个月的水上漂泊他们以船为家，白天沿着江岸查看裸露出来的地层，搜集岩石样品。夜晚驻泊沙滩，在昏暗的油灯下整理记录的资料。路过沿江的村屯，还找当地人打听是否发现过油气苗。看似浪漫实则艰辛的水上地质调查，他们发现了一些与石油相关的地质线索。韩景行在后来的回忆文章中写到：
我们在一些沟壑中多次发现可能属于白垩纪或者第三纪的紫红色砂泥和黑、灰、绿等色泥页岩，它们虽然不连续，难知其厚度，但却给人以厚度很大的印象。这些地层均以缓倾斜延向盆地腹部，因此推断盆地为一沉降带。尤其重要的是在灰、绿色泥页岩中有很浓的油味，呈“芝麻饼”状的介形虫页岩和鱼子状泥灰岩薄层，它们具有荧光反映，推断可能是生油层。由于这些地层的缓倾斜和小断层存在，我们推断在盆地内可能存在有背斜构造带。
9月底，东北的天气骤然转凉，小分队无法继续在小木船上抵御寒夜，他们弃船登岸，结束了第一阶段沿江岸的地质调查。建国六周年那一天，他们背着装载野外考察工具和岩样的行囊，沿着哈尔滨通往沈阳的铁路线，由北向南徒步行进，参照日伪时期遗留的地质资料，在泉头等地发现较好的储层，并对地层和构造进行了初步了解。
东北的秋天一掠即过，田野里的庄稼还没有收割完，急不可耐的寒流便冻僵了大地。12月份已是严酷的隆冬，韩景行率领小分队踏着冰雪步行到辽宁省的阜新盆地，沿着山丘边缘找了伪满时期日本人钻探石油的遗迹，发现还有3口井还能渗出少量的石油，他们采集了油样开始返程。
1955年底，踏查小分队走完了任务书规定的踏查路线，1956年元旦的钟声催促队长韩景行奋笔疾书，很快一份记录详实的考察报告递交到普委会。韩景行在后来的撰文中写到：
在我们的踏勘报告中，首次对松辽盆地含油气远景提出了肯定的评价和推断，认为该盆地应该而且可以找油，建议进一步开展油气普查和物探工作。
黄汲清和谢家荣看到踏查报告后大喜过望，在普委会全体会议上十分有信心地宣布：这次踏查所获得的地质资料令人振奋和鼓舞，证明了我们对松辽盆地具有含油远景的判断是正确的，东北应该列为石油勘探重点的选区。建议马上召开第二次全国石油普查工作会议，对增补的松辽平原石油勘探做出具体部署。
地质部闻风而动，1956年初在踏查小分队的基础上成立了编号157的松辽石油普查队，基地设在长春市。1957年扩编为大队，韩景行被任命为这个大队的总地质师，由此开始了在松辽盆地以寻找石油为目标的全面地质普查。
从1954年普委会成立到1959年发现大庆油田，仅用了五年的时间就改变了中国贫油的命运，这一卓越的功绩彪炳史册，光照后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