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年代末、60年代初，北京处在缺少化学产品和化学工业落后的时期，不仅吃、穿、用受到限制，就连基本生活用品也落后于外国和我国的港口城市，人们使用的工具、物品不仅显得笨重、不方便，有些物品还丧失了卫生和文明的基本条件。
（一）在没有塑料袋的日子里
在讲究低碳生活，一提起低碳人们就会联想到40年以前。那时，人们出门购物、串亲访友，身上背的是棉布褡裢，手里提的是竹篮子或是布口袋、线织网兜，购买熟肉制品一般用荷叶、油纸包装。后来，人们生活水平有所提高，但购买各种液体商品时还要拎个空瓶子，各肉店、菜市场也都备有草绳、纸绳、马莲等物，为买菜、打油的顾客捆扎商品。副食店、供销社除备足大小包装纸外，还准备一些空玻璃瓶，供人们购买食品或液体商品时做包装用。不过，这些低碳用品也有不足之处，即各种纸张和玻璃制品的形成都离不开化学处理，所以那时的包装纸没有卫生保证，若是印刷品还绝对是高碳物品。北京、上海、广州、天津等大城市的食品店一般使用铁盒、油纸包装，特制的纸匣子、纸袋子用来包装糕点类食品。小城镇、农村的商店、供销社就不那么讲究了，好一点的用草纸做包装，次一点的用书本、报纸做包装。
那时候不知道什么叫低碳生活，也没有食品卫生标准，但副食品商店用报纸包扎食品也有苦衷。那时有明文规定，废品收购站收购的废报纸要卖给食品店作包装用品，但是要注意政治问题。在“文化大革命”时期，一次一位售货员在为一位购买红糖的顾客服务时，所用的那张报纸登载着刚发表的“最高指示”，没注意检查报纸就给顾客包扎红糖了，可巧被一位红得发紫的造反派发现，经他上纲上线，就让服务员在“牛棚”里蹲了一年。幸好那位服务员根红苗正，往上追査三代也没发现问题，否则，还不知受到多么严厉的惩罚呢。
（二）一双球鞋和一双雨鞋
50年代，有一对双胞胎在一个学校一个班里上小学，同班有男生刚从上海随父母来京，每天穿着一双白色球鞋上学，同学们都很羡慕他，主要是羡慕他那双白色球鞋。那对双胞胎回到家里后，就嚷嚷着叫父母亲给他们去买白色球鞋。这种球鞋尽管价格很高，但那时候北京不能生产，所以销售缺货，双胞胎的父母决定给哥俩合买一双倒换着穿。自从父母给他俩买了这双球鞋后，那位机灵的弟弟总是抢在哥哥前面起床把鞋穿在脚上。因为哥俩是双胞胎，平时穿戴总是一模一样，可是近一周弟弟总是穿着一双崭新的白球鞋，同学们就开始嘲笑哥哥。父母发现弟弟抢穿新球鞋，便强行规定两人按单双日子轮换着穿。可怜天下父母心，为了这双球鞋，整整花去他们半个月的薪水和不少的精力。下雨天穿双用橡胶制作的雨靴外出，这在七八十年代是很普遍的事儿。但是，在五六十年代却是人们可望而不可即的事儿，因为那时人们还很穷，雨靴也很缺，在雨天穿双破鞋或赤脚外出非常普遍也很随俗。50年代初，在京郊某农村有一位原国民党部队旧军人，每当下雨天就穿上那双腰及膝盖的长筒雨靴，打着洋布伞在大街上显摆。本来人们对国民党兵就有些反感，他这样一显摆更让人感到讨厌，有的小青年就趁他不注意时，常把一小桶水倒进他的雨靴里取笑他。1958年“大跃进”时，大搞挖河泥积肥运动。挖河泥就是在冬季把坑里的水掏干，挖出多年的淤泥当肥料用。在冬季，下到没过膝盖的淤泥里不免寒冰刺骨，这时有人就想起了旧军人那双高统雨靴，他毫不犹豫地献了出来，一帮小青年争先恐后地抢穿这双雨靴，一是体验穿这双雨靴的感觉，二是为了在众人面前大显身手。一群青年人利用这双雨靴，不到一天就把一坑淤泥挖干浄了。
（三）一块珍藏至今的雨布
自古以来，桐油就是人类利用最广泛、最实用的涂料，它可以代替油漆，漆饰木制门窗、家具等，也可以代替油墨供文人墨客题写匾额。最多的用途是供普通百姓浸染油布，用来防雨、防潮，能起到现代塑料布的作用，又比塑料布坚固耐用。现年七十有余的老李头说：“50年代初，北京遭遇一场罕见的大雨，据说潮白河有多处决口。那年我的父母带着我到河北通县去走亲戚，在京津公路一处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地方遇到了这场大雨。这里虽然离潮白河较远，但紧临大河，地面上洪水横流，天上不停地下雨，又找不到可以避雨的地方。因为地面上到处是水，我父母对路途又不熟恶，我们不敢前行也后退不得，只好找一高处避开洪水，但无法避雨。还好，我母亲随身携带的一块雨布救了我们一家人的性命。我父亲把这块雨布打开，我父母一个头朝南一个头朝北把雨布拉开，把我放在中间，我们三人都被盖得严严实实。就这样，我们在外面雨地里待了一宿，直到第二天大水退去，才疲惫不堪地找到亲戚家。至今，我还珍藏着这块用桐油浸泡的雨布呢。”
（四）糖精、酒精成了替代品
困难时期，在较长一段时间内食糖和白酒都很缺乏，北京市民需要凭本、凭票，定量购买食用糖。最初，供应标准由每户每月1斤压缩到2两，特殊病人、托幼儿童、高级干部和高级知识分子要根据情况适当照顾，人们要用糖精替代难以买到的食糖，因此糖精也成了俏货。那时，糖精虽然不是定量供应食品，但要限量购买，每人每次只能买1小包，约几钱重。各副食店、供销社都事先用纸包好了的糖精，分量、价格一样，两角钱一小包。那时糖精还有多种用途，如普通家庭用两粒糖精给哭闹的孩子沏碗开水，或泡碗炒面、茶汤，就能哄小孩不哭不闹。北京的白酒供应虽然没有定量，但是限量，购买时得在购物本上登记，超过一定数量，各商店有权拒售。那时侯因为粮食歉收，白酒主要以白薯为原料酿造，非常紧缺，普通市民只能买露酒、啤酒和果酒。啤酒度数低，喝酒人不过瘾，就用酒精勾兑喝。农村办红白喜事时，也只能用果酒或露酒。露酒和果酒价格高，度数低，办喜宴又不能限制客人喝酒，所以一般家庭用不起。后来人们就学着用酒精兑成白酒招待乡亲，这种既经济又实惠的喜宴得到家家户户仿效。但是，用酒精兑白酒也要有一定技术，农村一般需请有经验的人负责勾兑。1978年，京郊某村李家儿子结婚时，本村的帮工们把其他客人招待完后，轮到他们吃饭时，个个喝了酒精勾兑的酒，不久便东倒西歪地躺了一院子，有一半人被送进了公社卫生院。后来经派出所调查，原来是村子里一个小青年，为了看这些帮工的笑话，偷拿了农机站的工业酒精，趁人不在现场的时候，在帮工们准备喝的“白酒”桶里倒进了一些工业酒精。正当他在家得意忘形的时候，一副手铐把他“请”了去。后来他才明白，工业酒精的主要成分是甲醇，虽然有酒的味道，但有毒，不能饮用。
（五）望梅止渴的化学肥料
中国的化学肥料最早也是外国产品。1950年，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开始从国外购进化学肥料，先后购进的有硫酸铵、硝酸铵、过磷酸钙等。那时，广大农民在土地改革时才得到属于自己的土地，格外珍惜。用惯了农家肥料的农民，对洋货根本不认，生怕刚到手的土地被洋化肥给耽误了。京郊有一陈姓老汉，1951年从供销社买了一小袋硝酸铵，首先用在自家院子里的小莱田，其中一畦黄瓜使用硝酸铵，一畦黄瓜使用农家肥。几天后他发现使用硝酸铵的黄瓜苗粗、叶壮、颜色黑绿，而使用农家肥料那畦黄瓜不仅长相逊色，结出的黄瓜也没有使用化肥的黄瓜长得粗壮，陈老汉信服了。与此同时，北京市各级供销社和农业科研部门，也组织农民进行使用化肥试验，并与农民签订使用化肥增产合同，若达不到合同规定产量，供销社包赔农民的损失，从而打消了农民的顾虑。这一年秋后，凡施用化肥的农作物平均增产五成以上，同时国家还以无息贷款、赊销等方式鼓励农民使用化肥，以增加粮食产量。
自从农民知道使用化肥的好处后，化肥逐渐供不应求，北京市各有关部门一方面从外埠组织购进，另一方面发展地方小化肥厂，生产颗粒肥料。颗粒肥料一上市就被农民抢购一空，有关部门不得不采取定量供应和按计划重点供应的办法。对国营和地方农场、农业生产合作社、互助组优先供应，对单干的贫困农民、烈军属以及灾区予以照顾。1957年北京市化肥供应量只有9439吨，平均每亩施肥量还达不到6公斤，而且是低效化肥。由于化肥调进量有限，就连石景山钢铁厂当年用来生产副产品的硫酸铵，也纳入全国统配计划。同时，化肥销售还按照“首先完成棉花预购的供应任务，适当供应其他经济作物和高产作物”的重点供应方针，区别对待。在“大跃进”年代，北京化肥的供应矛盾更加突出。粮食产量在“过黄河，跨长江，亩产超万斤”和“人有多大胆，粮有多高产”的口号下，农民对国家分配的那点化肥只能望梅止渴，他们说这点化肥“还不够塞牙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