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年前，举全国之力在东北松辽盆地进行的石油勘探，发现了世界罕见的特大型油气聚集区，命名为大庆油田。这一功高至伟的卓越贡献一举改变了中国贫油的落后面貌，为社会主义建设和国防力量的壮大提供了急需的能源。然而，关于谁是发现大庆油田第一功臣的争论持续不断，纠结了半个多世纪，至今还是谜团。
回望20世纪50年代的松辽石油勘探，参战的部门分工协作，各负其责。地质部的任务是对全盆地进行普查和地球物理勘探，寻找可能聚集油气的区域；石油工业部负责钻基准井和发现油田后的详探；中国科学院则进行综合性地质科学研究。当时被称为“三国四方”的联合行动，凸显了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越性，仅用了不到五年的时间，在地面见不到岩石露头的处女地发现了深埋千米的油气层，唤醒荒原打开宝库，成就了盖世之功。
松辽盆地的大发现为石油工业部提供了广阔的战场，一跃而起成为详探和开发的主角，集中力量在松花江以北连续发现了7个储油构造，其中3个是储量丰富的主力油藏。
20世纪60年代初，抱上金娃娃的石油工业部倍受党中央、国务院和新闻媒体的关注，赞誉和表扬铺天盖地。最先进入松辽盆地展开石油普查的地质部人员感到很失落，不满的情绪反映到部长李四光的耳朵里。1961年9月22日，李四光给地质部党组书记何长工写了一封信，大意是希望以地质部党组的名义向中央领导反映下属的呼声，申明一下发现大庆油田是地质部与石油工业密切协作共同取得的勘探成果。何长工接到李四光的信之后，马上召开了地质部党组会议进行讨论，与会人员一致认为有必要以地质部党组的名义澄清事实。1961年10月4日，何长工亲自执笔给时任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写了一封长信，其中一段提及：
地质部几年来的石油地质工作就是按照李四光同志的意见进行的。从一九五五年起，就在他所指定的新华夏沉降带中的华北、松辽和江汉平原先后开展工作。几年来使用各种方法进行综合性普查勘探的结果，已经证实在松辽平原存在着大油田；在华北平原的广饶、沾化、黄骅和济源凹陷中发现了工业油流或含油砂岩层，正在进一步圈定油田；在江汉平原的潜江凹陷亦已见到油砂。这些情况证实李四光同志的理论是符合中国油田分布规律的客观实际的。
地质部以党组名义给周总理写这封信的初衷是想让国家领导人明了发现大庆油田的首功是地质部。在当时的政治背景下，地质部党组书记何长工确实有难言之隐。因为1957年的反右斗争，普委会主管勘探业务的两位常委都已被定为不可信赖的“坏蛋”，谢家荣是地质部头号大“右派”，黄汲清是“漏网右派”。发现大庆油田这样伟大的功绩，当然不能说是在“右派”份子领导下取得的伟大成就。于是将既是部长又受到毛泽东主席欣赏的科学界红人李四光抬了出来。用何长工的话来说：“人家是一个大地质科学家，又创造了地质力学，说了谁不信呢！”此后，新闻舆论连篇累牍发表文章，赞誉又红又专的地质科学家李四光，把发现大庆油田的理论指导归功于他独创的地质力学。实际主持普委会工作的常委黄汲清和谢家荣反倒成了反动学术权威，先是不被重用然后靠边站，文化大革命期间更是厄运难逃，谢家荣被逼含冤自杀，黄汲清下放劳动改造。重压之下他们失去了为自己申辩的权利，只能听之任之，明哲保身。
1964年，毛泽东主席号召全国工业学大庆。一时间各大新闻媒体竞相报道大庆精神大庆人。1966年1月，《人民日报》刊载了记者采写的通讯《精神是怎样变油田的》，文中赞誉：“大庆油田的勘探彻底打破了洋框框，独创一条中国式的勘探道路”。同年，新华社记者撰文《大庆人在许多方面打出世界先进水平》，这两篇文稿都没有提及地质部在发现大庆油田过程中所做的贡献，把隶属于石油工业部的大庆人描绘得出神入化：
在石油生成问题上，过去有些外国石油地质学家认为陆相地层不会有大油田，有的人根据这个理论就断言中国是个贫油国。大庆人不信这一套形而上学，用活生生的事实突破了这个迷信。他们总结了我国西北地区陆相地层生油的规律，提出了陆相地层也可以找到大油田的新理论，并且创造了一整套勘探石油的新方法，在陆相沉积盆地中，找到和探明了大庆这个大油田。
亲身参与松辽盆地石油勘探的地质部人员既反感又无奈，心情压抑，愤愤不平。一个偶然的机会火上浇油，让他们的不满情绪发泄出来。1966年初，经中共中央宣传部批准，石油工业部在北京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举办《大庆油田开发建设成就展览》，前去参观的地质部人员看到仅用一幅照片和极少的文字介绍地质部所做的前期工作，感到当年并肩战斗的战友太不够意思，在留言簿上写下了尖刻的批评意见。事也凑巧，展览期间爆发了“文化大革命”，展览被迫中断。1976年10月粉碎了“四人帮”之后开始拨乱反正，《人民文学》杂志复刊。1977年第10期上发表了著名作家徐迟的报告文学《地质之光》，再次触及了谁是发现大庆油田第一功臣这个敏感的话题。
这篇字数不多的报告文学影响力非常大，犹如往地质部未愈的伤口上撒了一把盐。尽管阐明了地质部对发现大庆油田的贡献，但还是沿袭了以往的说法，把指导勘探的理论功劳列在了部长李四光的名下。1978年1月，耄耋之年的黄汲清通过科委主任方毅，向中共中央主持科技教育工作的邓小平递交了一封信。这封信写得很长，倾诉了黄汲清愤懑多年的苦水，节选其中的几段便可读出他的心声：
我国东部几大油田普查工作是1955年初在当时地质部矿产普查委员会（简称“普委会”）的直接主持下开始进行的，当时我作为“普委会”的主要负责人之一，提出了把华北平原、松辽平原、鄂尔多斯盆地（即陕甘宁盆地）、四川盆地作为“普委会”找油的四大重点地区。“普委会”采纳了我的建议，并很快做了部署，开展了工作。我的建议是根据“陆相生油”理论（这一理论是我国地质学家潘钟祥教授和我在四十年代初期分别提出和发展起来的）和我的大地构造观点并结合我国多年来的地质工作实践而提出的。
尽管我对李四光同志倡导的地质力学在某些观点和方法上有不同看法，尽管他的地质力学理论至今也并未得到国际地质界的承认和采用，我仍然认为地质力学作为一个中国人独创的学派和其他学派一样都应当积极发展。我国大庆等东部油田的普查和发展与地质力学的理论无关，这是事实。在这个问题上弄虚作假，对党的事业不利，对李四光同志本人也不利。据我所知，李四光同志本人生前并没有说过大庆油田是根据地质力学理论布置普查而发现的。
最后我殷切地希望党中央派人对我反映的上述问题进行全面的和客观的调查，做出公正的结论。我坚信在党中央领导下，这一问题一定会真相大白的。
邓小平收到了黄汲清的这封信，高度重视，1978年1月18日批示：“如有可能，最好把问题了解和澄清一下。”当时，正值党的十一届二中全会召开前夕，全国科学大会正在筹备，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还没有开始，“两个凡是”的影响尚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调查结论的公正性，最终结论还是没有否定李四光。
黄汲清发出这封通天信的时候并没有想到他揭穿了一个流传已久的谬言，却使自己陷入了又一场谁是谁非的泥潭。近年来，有一位地质界的业内人士研究了大量史料，指出：黄汲清在写给邓小平的信中谈及是陆相生油理论与他的大地构造学导致发现大庆油田，这一说法也不符合事实。他认为真正的理论贡献者既不是李四光也不是黄汲清，而是已故地质学家、曾经的普委会常委谢家荣。
这件扑朔迷离的悬案，引起了著名作家何建明的关注，他采访了年迈的地质学家黄汲清，依据口述撰写了一部初名叫《科学大师的名利场》，后改为《大庆油田发现真相》的中篇报告文学，用生动的笔墨描写了地质学界李四光、黄汲清、谢家荣三人之间的恩怨纠葛，在读者中间引起了强烈反响。李四光的背影暗淡了，委屈了半辈子的黄汲清得到彻底平反，谢家荣的怨魂也被昭雪。然而，却无法消除先入为主的固有印象，每每谈到发现大庆油田这件事，多数人还是认定李四光。
如今，大庆油田已经开发了60年，持续高产的石油可谓及时雨、雪中炭，让中国有了自强自立的底气。关于谁是发现大庆油田第一功臣的争议迟迟没有定论，李四光、黄汲清、谢家荣三位地质大师为此付出的心血和学识都值得国人永远铭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