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科技发达了，很多农产品可以在工厂里生产。例如无土种蔬菜，种子根本不用种到田地里，只要泡在厂房的营养液中就可以生长。工人通过控制营养液的组分，调节厂房里的温度、水气、光线，蔬菜就能成批地生产、出厂。可是我们这里说的工厂办农场，并非在赶时髦，而是一种尴尬和无奈。
三年困难时期，油公司的筹建面临着下马的困境，基建投资大幅削减，参与建设的职工大批压缩，周边的生活环境日渐恶化，粮食及副食品供应越来越紧缺。职工生活虽未达到“断炊”的地步，但已普遍存在营养不良。在“八级工不如一垄葱”的风吹之下，怀疑公司“红旗还能打多久”的大有人在。
要使筹建工作站住脚跟，要使队伍不散伙，光说大话没用，光等靠要不行。民以食为天，首先得解决职工“吃”的问题。那时筹建处的领导，都是经历过不知多少艰难险阻的老革命，生存能力特强。想想王震的三五九旅在敌人的围困下，掀起大生产热潮，军民吃饱了肚子，还扩大了根据地，咱们何不也来个“生产自救”？说干就干，工厂办农场应运而生。
当时公司筹建处党委书记蔚华之，是有上校军衔的老红军，他打仗受过伤，走起路来一拐一拐的，仍亲自出马到阳春马水等地，跋山涉水，踏勘可供开垦的场地。筹建处主任方华亲自抓电白霞洞百果农场，副主任王军抓畜牧场，其他领导也作了分工，很快掀起了生产自救的热潮。
各单位在安排好人力维持基建项目的基础上，抽出一部分职工大搞农副业，露天矿在阳春潭水，机修厂在阳春石碌，油厂在吴川覃巴和阳春马水，公司机关在阳春马澜，加上电白电城养殖场等，先后办起了17个农副业生产基地，种养面积达2万多亩。
茂油工人办工业是内行，搞农副业也不输给农民。创办的农场多在农民不愿耕作的荒山野岭，条件很差，例如公司在阳春县开办农场，全是人迹罕至的偏远山区。油厂在阳春马水办的农场，原先是当地乡镇丢弃多年的旧场地，连一条进场的路也没有，通过等价交换愿意让给工人垦荒。
1961年冬，马水办场筹备工作铺开，曾带领学徒工到东北培训了三年的王昌锐，这位1942年参加革命的“老黄牛”，刚回到茂名，屁股还未坐暖和，又受命带队“开荒”。为了赶上次年春耕，先遣队在荒野上搭盖起可供三四百人入住的茅草棚。
1962年春节刚过，以原矿、原油、加工、动力四大车间编成的四个中队，300多人就陆续进场。城市工人返璞归真，住茅棚，喝山沟水，吃咸菜送饭，晚上无电灯，举目一片漆黑，周边荒无人烟，群山一片寂静。好在工人们不少是农家出身，不少也经历过矿山开发初期的苦斗，大家乐呵呵的，认为到山区疗养来了。
办农场毕竟不同疗养，很快分工负责，管后勤的煮饭养猪、砍柴种菜，管生产的烧荒拉犁、锄土挑肥，第二天就大干起来。连续十多天猛打猛冲，全场就开出生、熟荒地400亩。没有机器代劳，没有耕牛帮忙，全靠原始的体力劳动，人均开荒1亩多！
有的人手掌起泡变成茧，有的人腰酸变疼痛，有的人晒得皮脱了一层又一层。可是农业是讲季节的，容不得你怜香惜玉，必须马不停蹄地把开荒出来的400多亩地，播种下花生或其他作物。大伙一鼓作气，人力拉犁拉耙，早出晚归，日晒雨淋都不歇息，硬是不误农时地把旱地作物全种下了。
20多天连续高强度的体力劳动，把大伙累坏了。该休整一下了吧？有消息传来：当地马水公社看到工人老大哥干劲冲天，又“慷慨”地让出400多亩低产水田给农场耕种。水田可以种稻呵，稻子就是大米呵，机不可失！但这些低产田是当地人不想种的瘦田，很多没有犁过、耙过，更要紧的是当地种稻必须在清明节前把秧插下，误过农时就没有收获了。而此时离清明不到一个月，怎么办？
几个中队长主动请缨，拍胸膛要再拿下400亩水稻。那时候倡导集体英雄主义，单位、个人都不甘落后。原矿的江炳谦，原油的车远生、邓相林，加工的陈中柱、谭光芬等骨干身先士卒，争干最苦最重的活，并组织各车间开展竞赛。插秧前要把水田犁耙平整，男子汉们轮流当牛拉犁拉耙，被泥水溅成泥人。插秧时挑秧挑粪是力气活，不少人将两担秧苗或两担粪肥一肩挑。
插秧是女同志的专长，可是山坑田里蚂蟥特别多，见人下水即游来吸血，不吸饱不松口。天生惧怕这些软体动物的妇女，开始时无不吓得花容失色。为了赶进度，女同志也豁出去了，被咬住就往蚂蟥身上吐一口唾沫使它脱离，这方子虽恶心却有效。在插秧大忙时，在茂名大本营的各级领导和工友们也纷纷到农场支援，大家深受鼓舞，插秧任务终于依季节完满完成。
农事大忙过后，职工们一个个又黑又瘦，但干群平等的集体生活，使大家身心愉快、精神饱满。稍有空闲的晚上，农场挂起煤油气灯，在空旷的地方举行文娱活动或交谊舞会。工人们不讲究舞姿，男的推着女的团团转，非常形象地称之为“推油桶”。此后，接下去的是夏收夏种，秋收冬种，以及第二年的追赶农事季节，周而复始。各单位把职工分期分批、轮流到农场“体验生活”。有了1962年春耕春种的高强度锻炼，以后再艰苦的农忙也能应对自如了。
公司曾设置“农副业处”，统管农场事务。有付出就有回报，有耕耘就有收获。马水农场在1962年和1963年两年就收获花生8万斤，稻谷25万斤。另据当时公司主管职工福利的陈开濂回忆：1963年仅阳春几个农场，就收获稻谷100多万斤，花生50多万斤。肉、菜、糖等还未计算在内。这些农副产品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公司职工的艰苦生活。
1963年底以后，公司炼油事业焕发生机，一、二部方炉相继开汽，大批技术工人须集中精力从事“主业”，于是1964年马水农场停办，其他农场也陆续萎缩、停办。千辛万苦创办的农场，有的移交给“下乡知青”，有的退还给地方政府，也算为当地群众办了件大好事。20世纪70年代中期，公司直属机关还在露天矿垦地种植甘蔗，作为“亦工亦农”基地。改革开放后，企业的农场已成历史记忆。
工厂办农场或大搞农副业，在三年困难时期是全国性的潮流。人们艰苦奋斗、自力更生，发扬延安精神。在共度时艰中，干群更加团结，队伍得到很好锤炼。当时，公司内还有捕鱼队下海捉鱼、打猎队上山打猎，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可惜得不偿失。
拿现在眼光看，产业工人动用国有资产去干原始的农副业，从经济上看的确不划算。不过此一时彼一时，当年“民以食为天”，工厂办农场有经验也有教训，不能同日而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