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2月，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毛泽东下达了命令：“……我批准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九军第五十七师转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石油工程第一师的改编计划，将光荣的祖国经济建设任务赋予你们。你们过去曾是久经锻炼的有高度组织纪律的战斗队。我相信你们将在生产建设的战线上，成为有熟练技术的建设突击队……”接到改编命令后，我一七○团随即改编为石油工程第一师第一团，担负石油钻探任务。
作为一个戎马生涯十二载的军人，拿枪打仗我是内行，但是搞石油却是外行。大家和我一样，都感到心里没有底。针对这种情况，团党委大张旗鼓地开展了形势和任务的教育，向全体指战员讲清发展国民经济的紧迫性，以及石油工业在国民经济中所占的重要地位。师里还请西北石油管理局的工程师李腾蛟同志介绍了石油勘探的基本知识，师文工团还排演了《在新事物面前》，戏的内容讲的是一个钢铁厂的故事，使大家对工业建设有了一点初步的认识。懂得了疆场杀敌是革命的需要，搞工业建设同样是革命的需要，增强了执行命令的自觉性。思想认识提高后，部队又开始整顿军容纪律，开展文艺、体育等活动，准备接受西北石油管理局领导和师首长的检阅。到了1952年的建军节那天，全师指战员都汇集在南郑北校场开大会。首先由西管局领导康世恩同志又一次郑重地宣读了毛泽东主席的命令，然后和师首长一起检阅了部队。队伍迈着整齐的步伐，喊着响亮的口号，精神抖擞地通过检阅台，校场四周人山人海，场面十分壮观。检阅后，首长们号召大家积极学习文化，准备迎接新的任务。
根据师部的安排，我团抽出一部分骨干随即组成参观团，赴东北、西北各石油单位参观学习。由团政委许士杰、参谋长孙继光为领导组成延安枣园钻井训练团，培训钻井队长和司钻。由我和副参谋长刘安时及师政治部文化科科长李杰组织留下的部队进行文化学习，并指定由我代理团党委书记。师里为了加强钻探力量，将二团的第二营调给我团为第四营，将师部直属警卫连调给我团为第五营，我团变成5个营、20个连。
1953年5月，师部通知我尽快到玉门油矿钻井处报到。我立即交待工作，同战友们依依惜别，和妻子刘丁雁、警卫员胡永庆一起上路，三天后到兰州，找到去玉门运油的大卡车，刘丁雁坐在驾驶室，我和胡永庆坐在装满油桶的车顶上。5月天，西北的风本来就大，坐在车上吹得人简直受不了，如不小心，还有掉下去的危险。我们只好两手抓紧细绳，任车颠簸，走上一天，弄得满身尘土，累得腰酸臂痛。当时路况很差，不巧又坐了辆旧道奇，整整摇晃了四天，才从兰州赶到玉门，见了秦峰同志。他安排我先熟悉一下情况，我就到设在老君庙、石油沟、青草湾的钻井队和矿区的东岗、仓库跑了一遍，获得了一些感性认识，觉得钻井工作深奥、复杂、难干。
几天后，秦峰同志召集处领导会议，研究分工。他对我说，因为任务重，领导少，所以才叫你来的。还说生产计划如同法律，完不成计划就是犯法，就要坐班房。我开玩笑地说：“好啊，原来你们是怕坐班房才叫我来的。”大家会心地笑了起来。秦峰同志提出由他兼处长和党委书记，管全面，抓地质；秦文彩分管计划和一线生产；孙希濂分管人事、教育、保卫及生活；我分管财务、供应、装备等后勤保障。
分了工，明确了职责，我的思想压力更大了，自己对钻井一窍不通，生怕由于自己的原因，影响了全处的工作。可谁知工作一上手就闹了个笑话。一天，有个井队打电话向我要管子，我因为不懂行，也没问清楚人家要啥样的管子，就糊里糊涂通知器材科送料。器材科的同志问我，要什么规格的管子，多大尺寸，壁厚多少，长度多少，干啥用的。结果我连一样都说不出来。当时，我直觉得脸上发烧，心想干了十几年革命，现在连个传达员都干不好，还当什么领导呢？于是，我就下决心从头学起，拜一切内行的人为师，跟主任工程师蒋麟湘、彭佐猷学理论知识，跟器材科的老师傅学器材管理，跟着秘书学批办文件，跟着财务科的同志学管帐理财。经过一段时间的刻苦学习，我逐渐入了门，做起工作来，总算有了点头绪。
那时候，钻头非常紧缺，钻井队常常为此而停工待料。钻井队的同志很恼火，只好在旧钻头中选着用，经常出现掉牙轮等事故。为了克服这个难题，我就组织技术人员和技术高的老焊工修补旧钻头，缓解了钻头不足的矛盾。链条缺乏也是当时的头痛问题。记得1954年全处的链条订货只有1万节，可是在青草湾打“友谊井”的罗马尼亚钻井队的工程师莫矣赛和队长，却追着我一次就要一万节2＆frac12；英寸的链条。都给了他们，别的井队怎么办？这可把我急坏了，就去找陈基馨等老师傅商量，他们提出把报废的旧链条收回来修复再用。我觉得这个办法可行，就和他们一起找回来很多旧链条，日夜加班修复，不但保证了罗马尼亚钻井队的需要，其他井队也未因链条供不上而耽误生产。
有一段时间，风葫芦盘根特别缺，库存的全部发光后，有几个井队还是停了钻。井队急，领导急，搞供应的同志就更急。我知道有些井队在材料上爱打“埋伏”，就到各井队去查他们的“家底”。到了白杨河的杨文忠钻井队，得知他们队里还有存货，我便动员他拿出来支援别的队，他尽管舍不得，但又不忍心看着别的队停钻，影响全处的生产，就不太情愿地打开他的私人箱子，拿出来一串串崭新的盘根。我一数居然有15个，本打算全部拿走，一看他那副心疼的样子，只好给他留下了5个，把其余的赶紧送到停钻的井队，钻机又轰隆隆地转了起来。
为了进一步把自已分管的工作搞好，我还利用到井队蹲点的机会，尽量系统了解生产工艺、生产环节、生产过程，对各种材料的用途、用法心中有了谱。在合理供料、调剂余缺、编制计划等工作中就有了主动权。在管线上，通过上级部门的帮助，处里成立了以财务、器材等业务科室为主的成本核算小组，给各井队、车间配备了成本员、材料员，建立了供、管、用和调配制度，逐步使成本核算工作、器材供应工作走上了正规。在资产管理上，成立了资产科，对全处的固定资产进行了清查、编号、技术鉴定、登记造册等工作，随后又建立了使用、保管、调度、维修、报废等一系列制度，这就为管好全处的“家当”奠定了基础。由于我管的这路工作搞得比较好，1954年，四川石油勘探处的同志还赶着鸭子上架，硬让我给他们介绍了一回所谓的经验呢。
1954年12月，上级调我去新疆参加接收中苏石油公司的工作，我就离开了玉门。虽然，在玉门工作的时间只有一年多，但却是我脱下军装搞石油的启蒙阶段。打那以后，我就和石油结下了不解之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