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3月，我带着1205钻井队从玉门来到大庆油田。在我们去大庆的时候，路过北京和其他城市，看到有的汽车上背个大包，便问其他同志：“为啥汽车上面背个包呀？”人家说那是煤气包，汽车没有油烧啊，用那个代替汽油的。我们不敢再问了。大家的心啊，就想一下子飞到大庆，一下子挖出个油井来，叫原油象泉水一样，不断使劲地往外喷。
我们到了大庆，没有房子住，没有锅碗瓢盆，钻井设备也没有到，困难确实很多。在石油部余秋里部长、康世恩副部长和大庆石油会战领导小组领导下，我们要战胜一切困难，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下决心把油田早日拿下来。我们队党支部组织大家讨论，指导员说：“绝对不能等，革命不能等！”同志们说，没有吊车，没有拖拉机，我们几十个人就是吊车，就是拖拉机。
火车站上，石油器材来得很多，火车上有许多东西没卸下来。我们的钻机还没运到，开不了钻，指导员领一部分人做生产准备工作，我领一部分人在火车站卸车。每天来火车站的人很多，有认得的，也有不认得的，我都叫他们：“来来来，大家都来卸嘛！”有的一叫很快就来了，有的说他们工作忙，来不了。有时候我说话也不注意，我说：“都来卸嘛，你们是来拿大油田的呢，还是来看大油田的？”后来，我们一个同志对我说：“你再不要乱叫人了，你今天叫的人有几个是首长，你是个芝麻大的官，怎好乱叫哩！”我说：“他既然是个首长，我叫了他他也不会见我的怪；还是得叫哇，我们创造条件哩，这就是条件嘛！”
就这样，我们卸了十来天车。后来，我们的钻机到了，要搬到井场去，没有吊车怎么搬？还是支部讨论的那个意见，用人搬！我们有个青年工人叫赵元合，他说：“蚂蚁能拱倒泰山，愚公能把山移掉，我们连钻机都搬不上去，那就不要打井了，快些淹死去算了！”指导员说：“对！我们坚决搬！”我们就用人力拉嘛，扛嘛，抬嘛。那些设备有的七八吨重，有的三四吨重，也有一吨多重的，最轻的是几百公斤的，能拆开的尽量拆小一些，也有拆不开的。我们有两台泥浆泵，是个大件，有7吨多，再拆得用钢锯把它锯开，那就锯坏了，还得整个拉过去。我们就搭滚杠，滚杠加橇杠。大庆地形好，平平的，要是在玉门就不行啦！在玉门我也打了好多年井，没有用人拉的，没有用人搬的。搬家时10吨和5吨吊车最少也得4台到6台，“太脱拉”汽车10台到12台，少了不行。刚到大庆，要吊车和汽车都没有啊！我们的工人就用双手和肩膀，拉，扛，抬，经过好几个昼夜的艰苦奋战，把几十吨重的钻机设备硬是搬到了井场。
我们用的井架是41米高，钻台是两米高，钻台上要安的设备都是六七吨重，三四吨重的大家伙，怎样才能把它拉上去呢？我们组织大家讨论，把可能发生的问题都考虑进去。为了保证安全，安的时候，谁指挥安那一件东西，谁管哪一件事情，都分工负责，结果把井架安起来了。那个井架上有个人字架，有4条腿，上面有一个轴，安的时候，要一下子把它拉起来才行。就这个东西有8吨重，把我们整住了。我们刚把它拉得离开地面10厘米。它就滑下来了。后来我们找到原因，改变了办法，才把它拉起来。
我们的钻机重7．2吨，从火车上往下卸，还比较容易，从地面往站台上拉，就难啦。大家讨论的时候，有人说：“从火车上往下卸的时候，我们17个人就卸下来了，往钻台上拉的时候，为什么40个人都拉不上去？”一个同志开玩笑说：“是地球有吸引力，把它吸了。”我说：“才怪哩，它昨没有把人吸住，人照常能走哩！拉，管它吸住吸不住，要想办法拉！”大家就搁棕绳挽上拉，也搁撬杠撬、木头垫。我们刚到油田上还没有手套，虎口都出磨出血了，同志们把衣服扯一条包上再拉，终于把它拉上去了。
井架、钻机安起来以后，就要开钻了，正常打钻一天要用几十吨水，可眼前既没有管线，又没有水源怎么办？想来想去想到离我们井场不远有一个水泡子，我们就在这水泡子里破冰取水。当时也没有化验，大家就用脸盆端。可是端一盆水走到井上就剩下半盆了，不行。于是我们就在冰泡子的岸上，挖一条小沟，通到井场。我们把水从冰泡子里端上来，倒在水沟里，流到井上去。后来经过化验，发现这是碱水，还是不行。最后确定在井场里挖井，挖它30口。我们虽然会打3000米，4000米的深井，打1000多米的井，几天就可以打成，但是挖几米深的水井却不会。原因是这地方两米半到3米就见水，上面有1米半是冻土，可下面净是流沙，边挖掘边垮塌。上面直径是一米半，下面就垮塌成个大窑洞了。不会挖就是不会挖嘛，我们就到附近农村请来了一个农民给我们当老师。人家一来就说我们没有下框，说挖水井挖一层就要下一层木头框。我们哪有木头做框，就给人家说，能不能想个别的办法。那个同志说：“要没木头，你就用砖砌，用石头镶。”这地方只有铁路上有石头，别处哪里有石头啊！勉勉强强挖了九口浅井，这些井里的水再加些碱水，混搅着打钻，第一口井就这样开钻了。
在新地区和老地区打钻是两码事。老地区打钻，就说玉门吧，是什么地层，钻到多深有气层、油层、水层，我们都知道，到了新地区就不知道了。第一口井只打了十几米，地层就漏了。我们打钻用的水，打进去10吨，起码要返出来8吨，来回地循环，如果光进去不出来，井就打不成。因为水返不出来，钻碎的沙子石块就冲不出来，就会把钻头、钻杆埋住，造成卡钻。所以我们赶快把钻具从井里起出来。我们工人把这叫做“晒钻杆”。“晒钻杆”不行，我们还得想办法，舀水打井啊！连续又舀了4次水，漏了很多，漏到井深110多米不漏了，才顺利地打下去。
我们刚来大庆，一口井究竟要多久才能打完，心里无数。听人家说1200多米的井，就是个10到12天打完。我们就提出争取10天打完。第一口井嘛，要摸索经验，要取资料，什么都不能漏掉。结果还不错，打了6天多就完成了。打完就让它喷油，油一喷出来呀，就象是海浪，一天出多少，也没个准。我们就挖了一些能是盛七八百吨油的土油池，让油喷下去。刚刚开始喷出来那时候呀，大家高兴得都跳起来了。
我们有个工人，刚来时嫌弃大庆刮风，嫌天气冷，嫌没房子住，嫌吃得不好，遇见困难就唉声叹气。我们就开会讨论这个问题，对他说：“没有石油，国家有多大的压力啊，有多大的困难啊！这困难那困难，石油拿不出来，才是最大的困雅！我们自己有啥了不起的困难啊，顶多是没有锅做饭，没有房子住，顶多是多出几身汗，少睡两个钟头觉嘛，有啥了不起呀！”这个同志一看见油喷出来了，高兴得也蹦跳起来了。有一些青年人就把他围住，问他：“你高兴什么啦？开钻时叫你舀水你不高兴，你说，哪个国家舀水打井？我们告诉你：就是我们国家舀水打井！那时你那么不高兴，现在你凭啥高兴哩？”我们的青年工人不准他高兴，结果双方吵起来了。这时有人来找我。我到跟前问：“怎么啦？”一个青年工人给我说：“你看，喷了油他也跳哩，高兴得跳哩！”我说：“你叫他跳嘛，油喷出来大家高兴嘛。光你高兴，不叫人家高兴？”青年工人说：“谁叫他刚来时那么多意见！”那个同志说：“我现在改了嘛，又不是没改。你们端水，我也端了嘛！我说：“好好好，不要吵了，人家也干了，刚来的时候，确实有困难，人家提出来还是对的，人家还提了很多好意见哩！当然，也有一些不好的意见。以后人家改了，改了就是好同志嘛！
这口井打完以后，我们又打大庆油田上的第一口生产井。我们钻井工人干工作就是猛冲猛打，天不怕地不怕。有的同志说我们是“杀猪匠”，粗得很。结果到第一口生产井上就吃亏了。这口井开钻前，会领导小组号召6月1日要把原油运出去。同志们感到很光荣，争先恐后地发言，表示一定要把自已打出来的油，运到全国各地去。党支部就给大家讲：光说空话不行，咱们要好好讨论，怎样把这口井打快、打好。咱们已经打了一口井，要总结一下，兄弟队还在打，也应该学人家的经验嘛！”这样一讲，大家就提出要搞革新。
我们的钻台是两米高，向上拉设备很困难，同志们提出把它降到半米。我们拿不准，就请示领号。领导说：你们想得好，就这样干，干错了也不要紧，错了可以总结经验。“领导的支持使大家很受鼓舞，于是提出，钻台下面的4个支架不要了，把上梁和下大梁安在一起，钻台就可以降低到半米。为了慎重，我们又让大家讨论，降到半米高有什么好处，有没有坏处。一讨论，大家觉得好处很多，不利因素就是钻台下面紧个螺丝不方便，泥浆出口管低了，泥浆流的不通畅。有个工人就提出，紧螺丝我们在地上挖个沟，站在沟里去紧；泥浆出口管下面也挖个沟，让泥浆顺利地返出来。于是我们就这样做了。
接着，同志们又提出：“现在时间很宝贵，时间是党的时间，是国家的时间，要尽力节约时间。咱们那个游动滑车，上下速度慢，能不能叫它动作快一点。”经过讨论，有人建议，把游动滑车里的8股钢丝绳改成6股，它的行程近了，速度不就快了吗！有人提出先计算一下。有的同志说：“我们没有计算的经验，却有使用的经验。钢丝绳一超过负荷，它的蕊子会挤出来，里头的油也压出来，看情况再处理也不晚。”我们有个小徒工说：“科学嘛，你不相信咋行啊！该计算的还是要计算，不过我们使用钢丝绳还是心里有数的，不计算问题不大，可以试验一下。”我们就把钢丝绳减掉了两股。
这口井开钻后，石油部领导到我们井上来了，笑着对我说：“老王，你要好好打，保证质量，将来我给你立个碑，几十年后叫大家都知道这口井是你们打的，质量上出了问题我要找你！我说好，就立个碑吧！我领会领导的意思，就是要把质量搞好，搞不好不行。在玉门打井，我打过质量好的井，也打过质量不好的井。那时候觉悟低嘛，糊里糊涂钻就是了。井钻完了一测量，井眼在这个地方哩，井底就到那个地方去了。到大庆油田，领导非常重视质量，不能马虎一点，这口井就更小心工。可是因为只打了一口井，地下情况还不熟悉，钻到700多米，有一天中午，突然井喷了。这时候我腿上有伤，腿怎么伤的呢？话得讲回来。
第一口井钻完以后，我们开始搬家。那天正好是“五一”，会战领导小组通知我们队要去几十个人参加万人大会。党支部决定，天亮就把井架放倒，一部分人搬家，一部分人去开会。放井架要用拖拉机拉一下，那时还是没有拖拉机，只好用人拉，我就在现场指挥。我正在挥手指挥哩，突然“砰！”地一声，旁边有一根钻杆从堆上滚下来，把我的腿砸伤了，我也晕过去了。大概停有十几分钟，我醒来一看，几个同志正抱着我的腿哭哩！我一看井架还没有放倒，着急地对他们说：“哎呀呀，天王爷爷啊，井架还没有放倒，你们还哭什么呢？腿又没砸断，我又不是泥巴塑的，一撞就烂了，赶快放井架子！”同志们赶快把我的腿包上。井架子放倒以后，要去参加万人大会了，不去行不行？领导通知的让我们去，会上恐怕要动员“六一”把原油运出去，会后还要讨论，不去能行吗？可是腿砸伤了怎么办？工人都说不能让领导知道，可是一走路领导看见了，能不问吗？腿咋瘸了？你咋说呀！再说，参加会的人看见了，给领导汇报了怎么办？我说：“大家想一想，是说好，还是不说好。”多数工人说：“不说！”我们正在争取“六一”前多拿油哩，领导要是知道了，把你送到医院里去，那咋办哩！”我说：“要不说嘛，大家统统都不要说，能不能保证这一条？”大家都说：“保证不说！”我说：“好！我们去开会。”
刚要走，我又想，要是不说我受伤，这不是哄人吗？会战领导小组提倡“三老四严”，你要不说老实话，这事情怎么办？有的同志说：“这个事情还得哄，以后再给领导汇报就是了，顶多说我们在这一件事情上不“三老四严”。我说：“好吧，就哄这一次吧！”我就领十几人去开会。同志们找了个马车，把我拉上。到了大会场，干啥哩？叫我骑大马，挂上红，戴上花，在会场绕一圈。我一看见这场面，身上就有压力。我想，我的天呀！我们才打了一口井，又没干啥嘛！这口井还是在会战领导小组的领导下，全体职工的努力，当地农民的支援，才打出来的嘛！我算个啥呀，自己应做的事情都好，这是一个多大的压力呀！我骑的那匹马高得很，搬个凳子还骑不上，我们队的几个工人有的说：“来来来，把马先给你拉住。有的说：“我给你搬凳子。”恰好我要抬起来上马的这条腿是被砸伤了的，我急得一头汗。后来大家把我抬到马背上。骑上马，就在会场上转了一圈子，人家就喊：“向1205队学习！”我听了心里实在难受得很，我们队工作做得太少，能值得人家学嘛！
从马上下来，又到主席台上，领导让我讲个话，我就代表我们队讲了几句话。我说：“我们全队工人向党保证，‘六一＇前一定多打井，打好井，多多地把油拿出来。我们找到了这么大的油田，简直是掉到大油海里了。我们有党，有全体职工，有多大的困难也不怕，坚决一个一个地克服……”讲完以后，我就回来组织大家讨论，怎么把这口井打快、打好。就因为是新地区，我们的工作又粗，结果打到700多米井喷了。井一喷，劲头可大得很，耳朵要不塞上东西，二三十分钟就给震聋了；胳膊粗的钢管，几十分钟可以被它刺断。平常，有些事情可以慢慢研究，井一喷你就得采取果断措施，没有慢慢研究的余地。在三四个小时压不住井喷，可以把41米高的井架和全套钻井设备掉进地球里。在这么一个情况下，我们的工人就急了。怎么办？压井！
在一股情况下，压井要有重晶石、坩子土配成重泥浆才能压住啊。还得有个搅拌器，当时我们没有这些东西，井场上就有挖泥浆池挖出来的土，还有水泥。可是井里不能加水泥，加了水泥会把井眼封住，使井报废。当时谁也顾不上考虑这些问题，同志们只是说：“加土、加水泥，压井！”就用锹往泥浆池里铲土，往里头倒水泥。倒下去得搅拌开，搅不匀不行啊。可是没有东西搅啊！我一看不行，就喊一声：“跳！”七八个同志就像下饺子一样，扑里扑通地跳进了泥浆池。泥浆里头加有化学药品，烧碱啊，五倍子啊，那种东西钢铁都能蚀烂，人的皮肤能蚀不烂？泥浆池离开井眼只有四米半，井正在喷，弄得不好，泥浆池就会和井眼连通，人也可能掉到地球里头。但同志们就是不怕，一下子就跳进去了。我的那个腿啊，已经疼了好多天了，井一喷我说了声“跳”，忘记了疼，就和大家用身体搅拌泥浆，压井压了三四个小时才压住。头前还想，因为泥浆里有水泥，顶多井报废了，我们把井架和钻机保住，还可以另搬个地方再打井嘛！井压住了，一看还不要紧，水泥混在泥浆里要几个小时才能凝固，我们赶快再打钻，边打边往里头加水，泥浆里的水泥成份越来越少，井也保住了。
我们就这样继续打下去，唉呀！这时候，我那条腿呀，疼得动也不能动了。那口井四天多就打成了。因为进行了革新，钻台低，安装也快，游动滑车减掉了两股绳，上下速度快，我们又连续打了四口井。以后吊车，拖拉机都运来了，又把那个支架拿来安上，钻台还是恢复到两米。
6月份，领导给我们下达任务的时候，问我们一个月能打几口井。头前我们说三口，以后支部又讨论了一下，说能打四口，就是“四开四完”，即在一个月内开钻四口井，完钻四口井。打头一口井，还比较顺利，打第二口井嘛，又出了漏子。当时一心想“四开四完”，打钻的时候追求进尺，只两天多就打完了。可是电测的时候，却找不到井眼。在这个问题上，我脑子糊涂了一下，结果上了当。说明在某些方面，某些问题上，一定要坚持原则，不坚持原则，就要走错路。当我们电测找不到井眼的时候，机关来了一个人，给我们说，你下一个大钻头打它一家伙，就找到井眼了。当时工人就不同意，说小井眼嘛，你下个大钻头打一下，不是更找不着了吗？我想人家是上级来的同志，搞技术的嘛，你老不听人家的意见，人家就会说你骄傲啦，自满啦！脑子这么一忽闪，就说，好吧，试验一下。就下了个大钻头，一打，井眼更找不到啦。全队工人，有的哭了，有的蹲在井上撵都撵不回去。找了两天都没有找到井眼，有人问：“你们的井架是不是动啦？我们说没动。“井架没动，还能丢井眼啊。其实就是小井眼下大钻头一钻，把小井眼钻没有了嘛。当时，领导正在开会，一听说井眼找不到了，赶快就来了。领导同志说，你们叫工人讨论一下，大家出主意，想办法。工人说：“我们还是主张下小钻头，能找着，它又没长腿，能跑到哪儿去！”领导同志说：“好！你们就这干。”我们就下小钻头，打了200多米，突然“通”地一声，掉到原来的井眼里了。大家高兴得泪都洒了出来，就继续下放，下了500多米，又放不下去了，就再钻，苦战了两个昼夜，把这口井完成了。前20天只打了两口井，剩下10天时间，得拿下两口井，不然“四开四完”就落空了。行不行？工人说，这个月“四开四完”是我们亲口说的，说到就要做到。以后我们不要随便举拳头，能行的事就举，不能行的事就不要举，举了就要做到。结果在最后10天里，我们一口气又打了两口井，实现了向党提出的保证。
雨季一来，我们的人力缺，运输也跟不上去，任务显得更重了。一个月打4口井，就要挖四个泥浆池。打一口1，200多米的井，就得抬1，200多米钻杆，1，200多米套管，1，200多米油管。那时公路还没有修起来，大雨一浇，汽车在泥里窝住了，只好把钻杆卸下来，运钻杆的同志就那么几个人，他们抬不进来呀！时间很紧，耽误一个钟头都不行呀，我们就自己抬。有个学徒想了个鬼点子，每次抬管子的时候，他就上到井架上去，一看草原上有人，也不管是哪个单位的，也不管是解放军，就去请人家给我们帮抬管子，人家也不分职位高低，不分男女老幼，一叫都来啦。有一次，他请来了20多个女同志，有的工人看不起女同志，说：“我的天，抬钢梁嘛（老乡把钢管叫钢梁），女同志能抬动吗？”我悄悄告诉他们：“不要乱说，人家来了，这种精神就值得我们学习呀，你还说什么？！”
那时侯我们抬钻杆，抬套管，到处是稀泥塘，一踏下去脚抬起来就没鞋啦！大家就想了一个办法，把鞋帮子穿个窟窿，拴个绳子，挂在脖子上，就像手套带带儿一样。脚在稀泥里走，脖子上有个绳子挂着，鞋子便不会掉在泥里了。有人看了取笑说：“你们搞的什么鬼名堂啊？”我说：“这不是鬼名堂，你们有鞋子穿，我们没有鞋子穿嘛！
1960年，我们就是在这种困难的情况下打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