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和国的历史上，人们通常把1960年到1962年叫做“三年困难时期”。大庆石油会战开展得多么艰难！不仅因为特殊的地理环境，还因为偏偏遇上了共和国最困难的时候。1960年10月，会战的5万大军尚处在脚跟未稳、半饥半饱之中的激战时刻，黑龙江省委和省政府来了一个要命的电文：素有中国北大仓之称的黑龙江省的储备粮已过“危险线”，大庆会战人员的粮食定量必须按国家规定全线下调。钻工从每月56斤减至45斤，采油工从45斤减至32斤，干部、专家和机关人员一律减到27斤，而且每人每月还要省下两斤爱国粮。本来定量就少，不少职工还要照顾拖儿带女投奔到油田来的家属，一份定量要给三四个人吃。
石油部党组召开紧急电话会议，余秋里和康世恩急得直跺脚，可是没办法啊，全国形势都一样，谁也帮不了谁。最终制定了克服困难的主要措施：调整会战部署，缩短阵线，保住重点，大量开荒种地，大挖野菜，节约代用，填饱肚子。“每人每天3斤野菜，要当命令来执行！早晚喝稀饭野菜汤，中午吃野菜加粮食的菜团子！”让指挥千军万马进行会战的康世恩说出这样的话，字字透着无奈。尽管采取了一切可以采取的措施，饥荒还是不可避免的来临了。工人们每天“两稀一干”，饿得受不了了，就喝一口酱油汤、咸盐水坚持工作。
因为饿，发生了很多现在听着不可思议，仔细想想却心酸的真事。前线工人下了班，连油衣服也不脱，就三五成群，扛起铁锹和大镐去田野里刨鼠洞。采油工把已经收获过的田地再重新翻刨一遍，捡遗失的冻土豆和老萝卜充饥。运输队的一个工人，半道上看到一只野兔子，追了整整18里，野兔累倒了，那工人也累倒了，人和兔子一起倒在了荒地，最后是人把野兔吃了。钻井队的一名钻工，下班路上饿倒在水泡旁，见水中有鱼在跳，便跳下去逮。水泡子大，鱼儿游得快，那钻工空手逮不住鱼，就一个猛子一个猛子地往水里钻，最后鱼被人吃了。
有只野鹰飞到了钻塔，本想瞅准机会抢叼块玉米面吃吃，结果遇上了几十个手持铁棒木杆的钻工满草原地追赶它，一追就是一个下午，老鹰飞不动了，躲在草根里以为能救得一命，结果几十个钻工连它的皮都煮成了三大锅汤给喝了……
许多的工人卖掉了自己心爱的手表、毛毯，只为换几个豆饼吃……
这是个普通的玻璃罐，里面装着小半罐风干的草籽和树叶。这是当年会战职工曾经食用过的、珍藏了57年的“代食品”。
“代食品”捐赠者，张学杰老人
“最早食堂做饭的时候是1比9的比例，1份代食品，9份粮食，到了最艰苦的时候，实在没有东西吃，大家都饿得不行了，变成了5比5的比例。就靠这个，度过了最严寒的冬天和最饥荒的时候。”
树皮、草籽、麦麸、野菜．．．要知道，工人们要出力气啊，抬起的都是几百斤的设备！因为长期缺乏营养，4000多人患上了严重的浮肿病，看着虚胖，走几步路就出汗，身上用手轻轻一按就一个坑，半天都弹不回去。经历过那个年代的1205钻井队老技师徐永礼，回忆起当年不禁热泪盈眶。这，就是参加大庆石油会战的将士。他们舍家为国找油，千里迢迢来到北国荒原，雨水尚未甩干，严寒仍在袭击，饥饿却又降临．．．．．．他们没有后退，坚守岗位，甚至不惜卖掉仅有的随身之物，只为吃一顿饱饭，再上井场，大庆油田是他们用青春和生命换来的，共和国的历史永远也不会忘记他们！
在困难的时刻，党和国家给与了大庆石油会战全力的支持！国家计委、黑龙江省委和石油部达成协议，在五大连池德都县划出10万亩未开垦的土地，组建了大庆北安农场，王震将军亲自协调黑龙江农垦总局的拖拉机帮助开荒；中国人民解放军沈阳军区调拨3万斤黄豆发到油田；黑龙江省委号召全省人民每人每月节省一斤粮食支援大庆石油会战；石油部组织全国石油企业大搞农副业生产，部长余秋里、副部长康世恩亲临大庆一线抓农副业生产；余秋里指示：“要坚持一手抓生产，一手抓生活，千方百计克服困难，毫不动摇，坚持会战。”
康世恩提出三条措施：一是各级单位书记、一把手要亲自下食堂抓生活；二是抽出10％的职工专门去搞生活；三是每次抽20％的职工轮流从生产一线拉下来进行休整；会战工委组建了“打猎队”和“捕鱼队”深入大兴安岭和兴凯湖地区，还组建了“野菜部队”专门采摘野菜；基层食堂大搞发明创造，各显“奇”能，研究各种“代食品”确保伙食供应；薛桂芳等职工家属在会战工委号召下带头扛起铁锹开荒种地……
人心齐，泰山移。1961年，油田内部开荒种地2万亩，粮食总产量达到304万公斤，生产猪肉5万多公斤，鱼2万公斤，极大地改善了会战职工的物质生活。
同时，油田全年生产原油570万吨，为我国石油基本自给打下了坚实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