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5年的4月21日上午，一位80岁老人在弥留之际，还抬起颤抖着的右手，捏着铅笔用尽最后一丝力气，写下了一个大大的“油”字。在他勤奋工作的一生中，石油是他生活的主要内容。从1949年9月接受彭德怀副总司令的命令、出任玉门油矿的军事总代表、党总支委书记起，他在我国石油战线连续奋战了48年，给共和国输送着源源不断的血液——石油；身后留下了克拉玛依、大庆，辽河、华北等10大油田，年产10亿吨石油，让我国名列世界产油大国之列。但就是这样一位为我国石油事业奋斗了大半生的人，身后仅有存款四万余元。
他就是为我国石油事业辛勤工作了48个春秋的康世恩，国务院原副总理、石油工业部部长，新中国石油工业和化学工业的开拓者之一。
康世恩1915年出生于河北省怀安县。1935年，就读河北省立第十七中学高中时，在北平参加“12·9”学生运动，1936年在上海考入清华大学地质系，同年参加“民族解放先锋队”，担任清华大学学生救国会常委，并加入共产党。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康世恩毅然参加八路军，赴晋绥地区从事抗日武装斗争和边区建设，先后担任120师民运部工作员、山西朔县战地动员委员会主任、晋绥八分区专员。解放战争期间，担任雁门军区政治部主任、一野三军九师政治部主任等职，为新中国的建立做出了积极贡献。
1949年9月28日，时任西北野战军三军九师政治部主任的康世恩，带领一个团的兵力，接管了玉门油矿，便迅速恢复生产，支援解放新疆的西北野战军。自此，康世恩的一生，便与中国的石油工业结下了不解之缘。
1950年4月，康世恩接替杨拯民担任西北石油管理局局长。他从燃料工业部部长陈郁的报告里得知，我国在建国前的40年里，从1907年开始在陆地用钻机进行石油勘探，只发现了延长、老君庙等4个油田，隆昌、石油沟2个气田，但都没有探明储量，没有正式开采。共打井3900米，产天然原油8.1万吨。只有地质人员18位，大小钻机8台。全国只能产12万吨原油，只能满足全国十分之一的需求，而建国后的年青的共和国，恢复崩溃的国民经济无处不需要石油的支撑，形势极为严峻。彭德怀也要求康世恩把玉门建设成共和国石油的摇篮。
康世恩举目大西北，问茫茫戈壁、沙漠，到何处才能找到紧缺的石油资源？
不顾西方石油专家的“中国贫油论”，康世恩亲率前苏联专家莫谢耶夫和科技人员出征，在沟壑纵横的黄土高原和茫茫戈壁找油。他们坐着一辆嘎斯69吉普车，啃着青石板上烙出的大饼，喝着装过汽油的大铁桶里的污水，考察了河西走廊、贺兰山、阿尔金山，察看这里亿万年的沧海桑田的变迁，大家都说康世恩是“最不会休息的人”。
1952年3月，康世恩给朱德和陈郁部长写出报告，提出要完成年产350万吨的任务，组建石油工业队伍。经国家相关领导批准十九军第四十七师8000名官兵转业到石油战线，来到玉门油矿。康世恩带队3年普查陕甘宁面积2万平方公里，发现储油构造50个。
1953年元月，康世恩被任命为燃料工业部石油管理总局局长，执掌全国的石油工业。朱德命令康世恩：“我要求产一吨钢铁，就有产一吨石油，一点不能少，康世恩同志你要完成石油供应的任务。这是我给你的命令。”
康世恩组织各方面的力量，会同苏联专家组，在全国开展了石油大普查。从1953年10月开始，到次年的春天结束，足迹踏遍西北、西南、广东7个省的大半个中国。康世恩虚心向专家们学习，在许多地方和特拉菲穆克达成了共识，特拉菲穆克赞叹说：“中国的同行将超过所有老师的时刻早已到来。”考察结束后，特拉菲穆克组织专家们完成了40万字的《中国油气田》，中国的石油工业完成了第一个拐点。康世恩后来感叹：“我的老底子就是那个时候打下来的。”
1954年初，康世恩出任全国地质石油委员会主任。3月1日，康世恩邀请李四光作了学术报告，他指出最大的石油构造有3个：青、康、滇、缅大地槽；阿拉善——陕北盆地；东北——华北平原，这为康世恩的宏观决策起了积极作用。康世恩派人去东北进行了地质调查，发现了石油、沥青和油页岩。他部署了地质勘探工作后，从玉门出发，亲率杨文彬、安德列柯、诗人李季等，浩浩荡荡进入柴达木盆地，在茫茫戈壁寻找油田。
在尕斯库勒湖畔的茫崖村，康世恩结识了60岁的藏族牧人依沙·阿尔吉，得到有油苗的重要信息。康世恩在敦煌拜访常书鸿，他拿出珍藏20多年的法国名酒宴请了康世恩一行。康世恩的《柴达木小唱》，则充满了对找到大田油的理想和渴望：“黄河长江发源在昆仑，柴达木井架密如林，油苗遍地如春草，风吹遍地香喷喷。”。后来，尕斯库勒湖畔的茫崖，真的变成了一座石油城，年产百万吨原油，阿吉老人的后代成了石油工人。这年8月，周恩来总理任命康世恩等为部长助理，他率团出访前苏联考察石油工业半年，写出了长篇报告《在中国如何找到石油》。
1956年4月19日，康世恩带着中国和苏联专家，又来到荒无人烟的天山北麓克拉玛依——乌尔禾地区的黑油山找油。
克拉玛依是不是大油田，要不要在这里开展大规模的地质勘探？此前的1955年的1月，总地质师潘切列耶夫等专家，认为这里的油流已经散失，反对在这里打1号井，中国的总地质师杜博民却同意干下去。在这次的大论战会议上，康世恩拍板在这里打两口深井，1号井当年11月喷出工业油流。4月23日黑油山4号井出油，依然没有平息双方两种地质理论的争论。康世恩请示李聚奎部长以后，得到李富春的大力支持，做出《克拉玛依—乌尔禾钻探工作的决定》。
这是在中国的石油勘探史上第一次整体解剖一个大盆地。中央和新疆调集了大规模的人力、物力，汇集汽车500台，骆驼1000多峰，拉开了大会战克拉玛依的序幕。会战队伍没有水喝，一周每人只有一脸盆水洗脸、洗衣、洗脚。由张文彬政委指挥的石油师，立下了卓越功绩。当年的9月，就有23口井喷出工业油流，相继发现白碱滩等油田。新华社宣告：新中国第一个天然石油基地在玉门建成。这年的10月，康世恩被国务院任命为石油部副部长，主管石油勘探和开发。
到1960年，探明克拉玛依有9个油区，含油面积达290平方公里，是发现大庆油田之前的最大油田。10月1日国庆节，克拉玛依油田的巨幅模型通过了天安门广场，《克拉玛依之歌》也唱遍了全国。
六十年代初，国家面临着三年自然灾害带来的巨大困难，苏联又撤走专家，中断我国的石油供应。在最困难的条件下，作为石油会战总指挥的康世恩，代表石油部党组向党中央表示：下决心拼命也要拿下这个大油田。他亲自组织调遣各油田力量，在茫茫的大草原上展开大规模的勘探开发工作。期间，康世恩率先垂范，住帐篷、战严寒，带领几万名会战工人，发扬“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的革命精神和“三老、四严”作风，夺得了大庆石油会战的胜利。在大庆石油会战取得了决定性胜利之后，康世恩挥师南下，进入地跨辽宁、河北、山东、河南等省的渤海湾地区，组织指挥胜利、大港、辽河等石油会战，创建了一个又一个新的石油基地，从根本上改变了我国石油工业的面貌。
1967年至1969年“文化大革命”中受冲击，先后担任湖北省革委会副主任兼江汉油田会战指挥部副指挥、燃料化学工业部革委会第一副主任等职。1971年至1979年，分别担任燃料化学工业部革委会主任、石油化学工业部部长、任国务院副总理等职，1978年9月至1979年3月兼任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任；1979年3月至1981年3月任国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委员。1981年2月任国家经委党组书记。
1979年11月25日，渤海2号钻井船在渤海海面上翻沉，72人遇难身亡，直接经济损失3735万元，当时主管石油工业的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经委主任康世恩对这一事故没有认真对待和及时处理，在国务院领导工作中负有重要责任，决定给予记大过的处分。对这位战功显赫的石油人物来说，这种打击是空前的，以往“一声吼，也能让地球抖三抖”的百万石油工人，此时一下在全国人民面前抬不起头来。
1980年至1982年5月，康世恩兼任国家能源委员会第一副主任、党组第二书记；1981年3月至1982年5月兼任石油工业部部长、党组书记。1982年5月至1988年4月任国务委员。1987年11月至1992年10月任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委、中国关系下一代工作委员会主任，除满腔热情地做好培养青少年的工作外，还时刻关心着我国石油工业的发展。
康世恩一生与石油结缘，不仅对中国的海洋石油工业倾注了大量心血，使海上石油勘探和油气田开发取得重要成果。他参与领导和组织指挥了克拉玛依、大庆等十大石油会战和其他油气田的勘探开发，对新中国石油工业的开拓和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他亲手组建起了中石油、中石化、中海油和中国石油天然气总公司，这些国企老大，至今继续为共和国创造着惊人的财富。康世恩一生最大的成就，还在于他分析批判了迷信“海相生油论”所犯的三条错误、建立了“陆相生油”的新理论，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石油地质、油田开发的理论和应用科学。
在企业管理上，康世恩实施从严治厂，挖潜改造，拓展新技术，严格责任制，产品深加工，综合利用的方略，使国家石油产量由1949年的12万吨，发展到1994年的1.45亿吨。可以说，每一滴石油都蕴含着康世恩的胆略和心血。
康世恩一生虚心好学、勤于思考、勇于进取，成为学识渊博的工业管理专家和石油专家。为缅怀康世恩，1998年，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职工捐资30万元、河北省怀安县田家庄村集资25万元，在他的故乡田家庄村建“康世恩小学”。怀安县委、县政府在田家庄举办康世恩业绩展览，2005年在县城新区建公园式“世恩广场”塑康世恩石雕像一尊，以供后代瞻仰、追念康世恩的丰功伟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