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越崎先生是伟大的爱国者、杰出的工程师。我和孙先生触最密切的期间是在南京解放前夕，当时他是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的委员长，我是资委会所属南京无线电厂的厂长。对在孙越先生领导下南京五厂拒迁台湾情况清楚，现分述如下：
一、迁台湾
南京无线电厂的原址是在南京城西北18公里的板桥镇，职工有400多人。在淮海战役之后，国民党政府在南京有两次大藏此厂职工大部离厂，仍留在厂中的不足200人。
在1948年12月中旬蒋介石召见孙越崎，要他将资委会在南京的五个工厂迁去台湾，并拨下迁厂的运费（金元券）及将来到台湾后建厂的经费（台币）。在当时，国内使用的金元券贬值很快而台币是比较稳定的。蒋并限期紧急搬去台湾。
这五个工厂是：南京无线电厂、南京有线电厂、南京电照厂、南京电瓷厂、马鞍山机械厂。
在这五个厂中，除马鞍山机械厂外都是在南京城内或其郊区核计五个厂的器材总数约有一万吨。当时自南京到上海的铁路货运十分紧张接近于不通。对于这么大量的运输实不可能。因此由资委会在上海包租了一个大的海轮新康号。拟自上海先驶到马鞍山，将该厂的设备器材装船，然后下驶到南京装上其余四厂的器材，经过上海开区台湾。
这时职工情绪是十分低落的，生活困难，怨声载道。现在迁去台湾，离乡背井，前途难测。但如不随厂去台湾则个人生活无着，心情十分矛盾。
二、拆运
到1949年1月生旬，各厂器材的拆卸装箱已基本完成，在城内的各厂陆续将器材运到南京的下关码头附近。无线电厂因离江边近，器材由厂装上而廿几条大木船，开到下关码头附近等待装上船后驶到下关，因无法靠近码头暂在江中停泊。
当时在南京的好多国民党的机关都要紧急迁去台湾。他们的东西堆满了码头，而且有宪兵保护，新康轮无法接近泊位。这样相持了两三日，各厂的器材停在岸上搁着。
正在此时，自报上得知蒋介石宣布下野，自己去了宁波奉化老家，由李宗仁副总统代理总统职务。
此时我接到资委会的紧急电话，通知要我去南京开会。赶到资委会时我感到这和平时气氛大不相同，一种紧急严肃的气氛充斥了办公室。当我到了孙先生的办公室时，其余工厂的负责人已先我到达，大家不断地在议论什么。会议仿佛已经开完，孙先生正指导秘书在草拟一份致行政院（当时已迁去广州）的呈文，逐句逐字在那里研究。
当他见我到来便对我说：“不搬了，将码头上的器材都搬回原厂。”我提到“无线电厂的器材目前是装在木船上，现都已在下关江中”。他回答说“一起搬回厂去”。他给了我一个简单的说明：新康轮船长听说国民党军队要在江阴封锁长江，不肯在南京久留，我已同意他开回上海。器材搬回各厂。”他的讲话时常是这样简截明了，当我回想到昨日蒋介石下野消息时，使我明白了孙先生正是借新康轮船长要求回上海的机会，而做出了不迁台的决定。所以资委会为此拟一份向广州的行政院报告，说明迁台前在运输方面有困难。
孙先生凭藉了蒋介石的下野及新康轮船长不肯久留在南京的巧合，当机立断，果敢地决定了拒迁台湾的行动。
三、拒迁台湾
当决定不迁的消息散布开来，厂中的员工都欢喜起来。我一方面和大家一样，但同时想到了今后的厂址问题。原厂址板桥镇是历史上攻打南京时军事必争之地，在太平天国时期多次成为场。如果在解放军攻打南京而国民党军坚守，这厂必然受到破坏现在南京城内由于国民党政府多次疏散结果，大型的空房很多，我们选定了资委会在30年代所建的原会址“水晶台”。这里建筑很好，室内的家具也保存得很齐整，但建筑结构不很适宜做工厂，在过去只是做办公室用。为此我们加建了一些半固定式的厂房。将装运的器材运回来开箱整理，渐渐开始制造一些无线电零件等等。这时以前离厂的员工也有部分回到厂子。从那时起，南京无线电厂便在这个基础上发展至今，成为中国在无线电通信方面最大的、技术最强的工厂，发展成为全国知名的南京熊猫电子工业集团。
资委会的总部当时虽迁到上海，但孙先生还是常来南京，因为李宗仁担任了代总统并任命了孙的好友翁文灏为总统府文官长，翁与蒋介石的关系很深。
二月底三月初某日上午，南京电照厂的沈良骅厂长邀我们其余四个厂负责人开会。他提到在那天上午，南京卫成司令部通知他当日下午去司令部问话。这使我们都紧张起来。因为蒋介石虽然在名义上下野，但他还指挥着当时权力最高的京沪警备总司令部（总司令官为汤恩伯），及其附属的南京卫成司令部。这次他们召沈良骅去问话，很可能是为南京五厂拒迁台湾的事情。我们的结论是沈不能不去，如果他被扣起来，我们急电上海的孙先生前来营救。当日下午五时，去卫戌司令部的沈良骅并没有被扣而是回来了。他提到在卫戌部中是由一个副司令官与之谈话，并出示由溪口拍来的电报，追问为什么南京五厂没有迁去台湾并要回报，我们只有急电上海的孙先生速来南京。
第二天孙先生自上海来了，他已知道了拒迁五厂的严重性，因的为他已见到曾去溪口见蒋介石的翁文灏。蒋一见到翁便怒气冲冲提出：“为什么五厂不迁去台湾，这可能因为孙越崎被资委会地下党包围了。”
四、双重的文件
当时沈良骅代表五个厂的负责人提出，此次各厂将器材自码运回只是由孙先生的口头指示，希望由资委会对此向各厂发一文件，各厂凭此以对付卫戍部的再来追问。孙先生同意了，不久形再次来到水晶台召集未迁的五个工厂负责人谈话。他带来资委会给每个厂的同式公文两份，并说明第一份是为对付卫戌部的。其中大意是：因为在南京下关码头附近堆放的各厂器材装不上船，而新康轮船长又不同意在南京久留，开去了上海，“所以，只有先将器材运回各厂以免损坏，再尽量想办法运去台湾”。第二份公文和前一份的公文日期及编号完全相同，只是在上面引号中的部份有所不同。其意在于：“要求各厂将器材运回原厂准备整理开工，迎接解放军的接收。”这是为解放军在接收时免得有误会。孙先生在交子第二份文件时特别严肃地说：“这是我亲自交给你们每一个人的密件。你们要注意保存不能离身直到解放，直接交给来接收的负责人。这是一绝密的文件，如果有一个人将其泄漏，将影响我们大家的生命。”我们五个人也向孙先生表示，我们将严格地按照他的指示办事，如果发生问题，我们愿共同负担责任。
这第二份文件，我们五个厂的负责人在南京解放后约四月底，同时交给了解放军接收的负责人—一第二野战军经济部长万里志。
从以上事实可以看出孙先生对国家、对人民抱着极大的热情和责任心，又怀着对同仁们莫大的关切和真诚。他早已置自己生死安危于不顾，大智大勇，冒着生命的危险，艰苦卓绝地完成了为国为民的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