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记录大庆石油会战的相关书籍中关于“五把铁锹闹革命”的记载，其史实不完全一致。
油田发现30年时，傅广诚先生主编的《大庆企业文化辞典》辞条“五把铁锹闹革命”：
1962年4月16日，钻井指挥部机关职工家属王秀敏、杨学春、丛桂兰、吕玉莲，在45岁的家属薛桂芳带领下，扛着铁锹，背上行李，抱着孩子，到远离住地15公里外的地方去开荒种地。在那里，她们利用钻井队留下的活动房架，找了个破帐篷，搭起了一个简易住房……三天开了五亩地。在她们的带动下，陆续又来了一些家属”。“终于赶在春播前开了32亩地，种上了黄豆，当年收获1800多公斤。
《大庆企业文化辞典》辞条“创业庄家属一队”载：五个家属“到‘八一’新村开荒种地”。
闵裕道主编的《知我大庆，爱我大庆》一书“五把铁锹闹革命”一章和《大庆企业文化辞典》一书记载一致。《知我大庆，爱我大庆》一书“五把铁锹闹革命的带头人薛桂芳”一章，把前书中“抱着孩子”具体到“背着三个孩子”；把前书中“15公里外的地方”具体到“离家15公里外的荒原上”。
时永发、孙瑞鹤主编的《大庆之最》辞条“五把铁锹闹革命的带头人”记载便和前两书不同。
1962年4月16日，钻井指挥部45岁的职工家属薛桂芳，带领王秀敏、杨学春、丛桂荣、吕以莲4名家属姐妹，每人带把铁锹，到离驻地18公里的“八一”新村搭起帐篷，开荒种地，3天时间就开荒5亩。在薛桂芳的带领下，又有23名家属人拉犁开荒16亩。
一是人名不一致。除“薛桂芳、王秀敏、杨学春”三人没有变化外，“丛桂兰”变成了“丛桂荣”、“吕玉莲”变成了“吕以莲”。
二是开荒种地的地方到住处的距离不一样。前两书是15公里外，该书说是18公里，更加具体。
三是开荒种地的地方有了名称。前两书只说是“15公里外的地方”或“离家15公里外的荒原上”，该书说是“离住地18公里的‘八一’新村”。
四是后来参加的家属人数具体到23人。
五是种地面积不一致。前两书都说是“32亩”，该书说是“16亩”。也可以理解为“后来的23人开荒16亩”，那么薛桂芳她们也开了16亩。
六是产量多少不一致。前两书说是“1800多公斤”，该书说是“1750多公斤”。而且，种的地是比前两本书中少了一半的情况下，产量却和上两本书基本一致。我不懂农业，无法测算。16亩地产粮和32亩地产粮一样，当然是高产了。
1984年编辑出版《钻井二公司志》记载的五位家属的姓名是：薛桂芳、王秀敏、杨学春、丛桂荣、吕玉莲。
宋连生著《工业学大庆始末》“五把铁锹闹革命”一章的记载和前面三本书记载还不一样，为了说明问题，不得不多引用部分原文：
1961年，随着石油大会战的展开，一批职工家属来到大庆。为了解决困难，会战工委做出决定：把家属组织起来，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坚持走“自己动手，丰衣足食，支援石油会战的道路”。那一年的冬天，钻井指挥部首先响应会战工委的号召，一面把家属组织起来学习，一面组织家属大搞积肥活动。1962年春天，大庆油田的第一个家属生产队便诞生了。
当时，很多家属都报了名，最后确定薛桂芳、吕玉莲、王秀敏、杨晓春、丛桂荣等五人第一批去“八一新村”开荒种地。
疑问之一：这一段文字说明“五把铁锹闹革命”是指挥部组织的，不是她们五个人自发去的。既然是单位组织去的，为什么那么多报名的只确定五个人去呢？
1962年4月16日，是一个令薛桂芳等人终生难忘的日子。那一天，天气很冷，又刮大风。上午9点，薛桂芳等5人背着行李、粮食，领着3个不满4岁的孩子，扛着铁锹，提着一盏油灯，搭了个便车，就向目的地出发了。车缓缓地把她们带到30公里以外的地方。下了车，离她们要去的“八一新村”还有3公里多路。由于茫茫草原草深无路，她们几个人只好背着行李、粮食，抱着孩子，扛着铁锹，深一脚浅一脚，一步步地艰难挪动。到下午1点多，才到达了“八一新村”。
疑问之二：此段文字把那天的时间、气候、气温说得很详细。将《知我大庆，爱我大庆》一书提到的“三个孩子”的年龄，具体到：“不到4岁”。但：五名家属是搭便车去开荒种地。既然是单位组织去的，为什么不用车直接把五名家属送到“八一新村”，非要在3公里外的地方下车？
到“八一新村”后，她们就动手修房子。原来钻井队留下的一幢破房，只有四根柱子，上面没有房盖，四面没有墙。看到这种情景，5个人二话没说，放下东西，卷起袖子，挽起裤腿，就开始干起来。没有房盖，她们从附近的副业队借来一块帆布，把房顶和四周都盖上；没有床，到1．5公里多远的地方抱些干草来铺在地上，搭起了地铺。在副业队的帮助下，终于算把房子修好了。
疑问之三：仅仅看《大庆企业文化辞典》等书的简单介绍，大多数人会以为五名家属是自发去开荒种地的。从本书和时永发的《大庆之最》来看，当时她们去的不是荒原，而是“‘八一’新村”。那么“八一新村”在1962年4月份之前已经形成了？
进入5月，天气渐渐暖和了，但其他的困难也接踵而来。她们住的房子十分简陋，每逢下雨天，外面大下，屋里小下；外面不下，屋里还在滴答。地铺上的草又湿又潮，几乎每天都要把草抱到外面去晾晒。草原上的蚊虫也格外多，5个人浑身被咬得到处是包，痛痒难忍。
薛桂芳她们吃饭是在副业队搭伙，没有菜，天天吃的是高粱米、窝窝头，喝的是水泡子里的碱水，虽然生活条件比较艰苦，劳动强度大，但没有一个人打退堂鼓。
这段文字告诉我们，五名家属开荒种地的地方不是没有人烟的荒原，而是有副业队在那。而且她们吃饭是在副业队搭伙。
5个家庭妇女在“八一新村”开荒种地的消息很快传到会战指挥部，其他妇女听了也深受鼓舞。4月12日，迟翠英又带着第二批家属来到了“八一新村”。接着，第三批也来了。两批共计18人。
前一个自然段说到了五月份，此段又回来了。倒叙。
疑问之四：前面说家属报名开荒种地，最后确定薛桂芳等五个人来。而此段又说薛桂芳她们开荒种地的消息传到指挥部。既然前面说是指挥部组织的，那么指挥部早就知道薛桂芳她们在外面开荒呢，没有什么消息传回去之说。
疑问之五：4月12日，迟翠英又带着第二批家属来到了“八一新村”。接着，第三批也来了。两批共计18人。薛桂芳她们五个人是4月16日来的，怎么第二批来的时间比薛桂芳她们五个人还早四天呢？自相矛盾。
疑问之六：两批共计18人。时永发、孙瑞鹤主编的《大庆之最》上说是23人。
人多了，队伍也正规了起来。迟翠英被任命为队长，邵香荣任技术员。为了能适时种上地，在队长的带领下，她们开始用人拉犁翻地。犁是借来的，开始大家都不会用，干起活来，不是你挤我，就是我踩你。扶犁杖的也是忽深忽浅。为了让大家都能学会这套农活，技术员邵香荣到附近农村向老农请教，并将老农讲的道理与实践结合起来，带着大家边学边练。就这样坚持了几天，终于学会了用木犁开荒，而且越干越熟练。几天时间，她们在“八一新村”附近种了16亩地，到秋天，收了1750公斤粮食。
此书开荒种地也是16亩，产粮1750公斤，和时永发的《大庆之最》一致。
别的记录不一致暂且不说，关于五名家属的姓名，哪本书记载准确呢？
从几本书的编撰、出版日期推断，《大庆企业文化辞典》应是准确的吧？
关于“八一新村”，有人认为当时可能是解放军的驻地，后来人们叫“八一新村”。五名家属开荒种地的地方，后来形成了生活基地，叫创业庄，就是现在的八百垧。据时永发的《大庆之最》记载：创业庄家属一队，是大庆油田最早成立的家属生产队。最初就是薛桂芳等五人组成的，后来发展到64人，“并集体迁到创业庄”。
从哪里迁过去？没说。
2009年8月27日，笔者打听到“五把铁锹闹革命”之一的吕以连老人，特意去拜访，并就几个疑问向老人请教。老人今年74岁，家住大庆油田乘风庄。2009年12月1日，笔者又打听到72岁的王秀敏老人，并打电话进行了采访。根据对两位老人的采访，大致弄清了上述几本书中记载的史实混乱问题。
一、关于“五把铁锹闹革命”中五个家属的姓名。笔者打印了五名家属的姓名，请吕以连老人进行了确认，即：薛桂芳、王秀敏、杨学春、丛桂荣、吕以连。尤其是老人自己的名字，以往书上不是写“吕以莲”就是“吕玉莲”，老人告诉笔者，真实的写法叫“吕以连”。“连”字不带草字头。
二、关于开荒种地的地方以及她们当初的驻地。当年，她们住在现在的油田总医院附近。王秀敏老人说得更具体，就是打虎庄五百商店那个地方。1961年春天，吕以连曾经得了肾病（化脓），去齐齐哈尔做的手术。当时她从驻地（总医院附近）去齐齐哈尔时，看到油田总医院的房子刚打地基，所以印象很深。吕以连老人说，开荒种地的地方是在现在的王家围子。王秀敏老人说，是“八一新村”，就是现在的采油三厂那个地方，反正离王家围子不太远了，都属于那个区域。
三、关于她们五名家属开荒种地是自发还是有组织的。当时油田上的职工家属来的多了，各单位开始组织她们学习，并动员她们参加生产劳动、自食其力。两位老人的回忆是一致的：当时是单位行政科的组织干事孙方琴（由于老人不识字，孙干事姓名三个字的写法无法确认是否正确）动员家属开荒种地，自愿报名。当时就她们五个家属报名。我问她们开荒的地点为什么选那么远，王秀敏老人说，地方也是单位指定的。
四、关于书中记载的她们还领着三个孩子。王秀敏老人说，就一个孩子，是吕以连的姑娘。吕以连老人说：“是我的老大王丽萍。”王丽萍参加工作后，曾在《大庆日报》社当过记者，后来调北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