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同洛教授名扬海外，是一位大家非常熟悉、热爱的石油开发专家、石油教育家和杰出的科技工作者。他给人最强烈的印象是：博闻强记、乐观豁达、谦逊平和、诲人不倦。他常年光着头，冬天不穿棉衣，脚上总爱穿着布鞋，夏天大部分时间，手里常摇着一把大蒲扇。他那胖大的身材，笑口常开的慈善面孔，令人望而可亲，见而难忘。他已在我国石油战线辛勤耕耘了半个多世纪，参加了我国主要油气田的会战，许多油田都留下了他奋斗的足迹。他是北京石油学院、石油勘探开发科学研究院的创建者之一，是我国石油工业中集生产、教学、科研于一身，颇具传奇色彩的、国家有突出贡献的石油科技专家，1991年起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
一
1924年，秦同洛出生在风景秀丽的江南名城无锡市一个书香门第。1940年，年仅16岁的秦同洛以优异成绩考入上海交通大学。在日寇的铁蹄之下，祖国已是满目疮痍。去西南大后方贵州交通大学分校继续上学的路上，破败景象令他痛心不已，他决心走实业救国的道路。
1944年秦同洛毕业后，毅然报名到玉门油矿工作。他带上书籍和简单的行李，从贵阳出发，搭乘一辆运送石油物资的卡车，坐在车厢顶上，出重庆，过广汉，冒着日本飞机的狂轰滥炸，一路向北。越走越冷，所带的衣服都套在身上，还是冻得浑身发抖。破旧的车子靠木炭、酒精作燃料，真可谓“一去二三里，抛错四五回，下车六七次，八九十人推”。秦同洛脑海中丝绸之路的迷人幻想，早已被春风不度玉门关＂的荒凉取代了。一路颠簸48天，在一个大雪纷飞的日子，终于到达了日夜盼望的玉门油矿。
秦同洛第一次看到了井架、油井和油罐，穿上老羊皮袄、毡筒，他从此成为真正的石油人，开始了执著无悔的石油生涯。
初到玉门，秦同洛在童宪章领导的工程室工作。他负责一个实验组，使用一批从美国进口的井底压力计、温度计、钻井测斜仪进行了大量油田开发测试工作。每次测试他们都对仪器反复检修校正，反复验算出数据，力求真实可靠。他们测试了大量参数并进行油田开采动态分析，这是我国油藏动态研究的开始。秦同洛是我国最早从事试井包括井下测试及岩心分析工作的人员之一。
秦同洛当时年仅20岁，身体奇胖，体重100公斤，加之天资聪颖，他工作勤快努力很快赢得了“胖才子”的美名，成为玉门矿很受欢迎的人。
解放前夕，秦同洛在地下党组织的教育下，看到了中国的真正希望在共产党，他积极参加了护矿工作。
1950年，秦同洛光荣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所在的党总支书记是康世恩。当时的玉门油矿作为新中国第一个石油生产基地，承担了我国工农业建设和国防用油的重任，为适应原油生产的新形势，玉门油矿组建了我国第一个采油厂，第一任厂长就是秦同洛。他反复做群众工作，组织大家恢复生产，带领全厂职工千方百计增加产量，当年生产9万多吨原油，有力地支援了新中国的经济建设。
1953年，石油管理总局根据苏联专家的建议，决定编制玉门油田注水开发方案，29岁的秦同洛负责工程部分。1954年3月，我国第一个油田注水开发方案设计完成。这个方案实施后地层压力逐渐恢复，采收率得到提高。这是我国首次将注水工艺引入油田开发并获得成功，为以后大庆等油田的开采，积累了宝贵经验。
1954年初，秦同洛来到北京石油学院钻采系采油教研室工作，1961年担任了开发系主任。他运用多年积累的生产经验与同事们合作撰写了我国第一本采油方面的教科书，为以后的采油工艺教学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十几年的教学中，秦同洛和同事们为祖国培养了一大批急需的石油开发人才。
秦同洛以学者风范、满腹经纶、博闻强记、精通外语，赢得了广大师生的尊敬，获得了“秦教授”的雅号，比他真正获得这个职称早了30年。
1956年，国家调集一大批专家，由陈毅副总理总负责，开展了制定国家12年科技发展规划的工作。石油工业部门由翁文波负责，秦同洛协助。时年32岁的秦同洛是众多制定规划的专家中最年轻的一个，他分担了钻井、采油、油气集输规划的起草工作。整个规划经国务院讨论通过付诸实施。同时按照这个规划，成立了石油科学研究院，推动了石油科技工作的发展。
二
1960年，沉睡数千年的东北松辽平原上，钻机轰鸣，战旗猎猎，波澜壮阔的大庆石油会战开始了！
大庆会战的总指挥是余秋里，这位从枪林弹雨中冲杀出来的独臂将军在大会战中具有一往无前的魄力。按照他的命令，石油工业部迅速从全国调集队伍奔赴前线。秦同洛奉命赶赴大庆，担任大庆石油会战地质指挥所副指挥、党委委员，还兼任采油指挥部总工程师。
余秋里非常尊重科学。他强调，油层压力是油田的灵魂，没有压力的油田是死油田。他要求，油层压力每变化一个大气压，都要找出原因，压力资料必须取全取准，不能有一点含糊。他把测压这项非常重要的工作交给了秦同洛。30年后，余秋里仍清楚地记得：“秦同洛把队伍集中起来，成立了试井队，迅速开展了测压工作。那时工作条件十分艰苦，阴雨天，汽车开不到井场，有时陷在泥塘里，没办法，只好在汽车上过夜。有一次，他们到喇72井测压，几个人冒着雨扛着压力计，背着钢丝绳一步一滑地走了20多公里路。晚上没有地方睡觉，几个人就挤在一起，在不遮风、不挡雨的破牛棚里，顶着雨衣，坐了一夜。在西7－1井测压时，道路翻浆，绞车、防喷管都运不进井场，井队的工人们就抬着绞车和防喷管上井。下压力计时，每个人被喷得满身满脸都是油。他们克服了各种困难，获得了压力资料。到了下半年，随着生产井的增加，每月都要组织一次测压会战，向地质部门提供一张油井等压图。秦同洛建立了一整套油井分析制度，大庆油田饱和压力等一些重要参数都是由他精心确定的。
会战初期，有一天，余秋里就大庆油田能不能稳定高产，怎样才能稳定高产等问题，征求石油科技专家的意见，秦教授说了对油田优缺点的看法。他认为大庆油田有两个缺点，可能影响高产、稳产。主要是油层压力系数不高，如果注水等工作跟不上，可能早期停喷。余秋里觉得很有道理，对油层自喷能力较弱等问题给予了高度重视。
如何才能使大庆油田保持长期稳产高产？开发大庆这样大的油田，当时我们还缺乏经验，而对大庆油田这样世界级油田的大场面，如何搞好油田开发的宏观决策是一个重大问题。余秋里、康世恩等会战领导听取了李德生、秦同洛等专家的建议，开展了建立生产试验区的技术政策和措施。1960年4月24日，大庆石油会战领导小组正式决定，将萨尔图油田中部22平方公里作为油田开发的第一个生产试验区。秦同洛是这个试验区的主要组织者和参加者之一。通过开辟试验区，取得了油田开发的经验，避免了在大规模的开发建设中走弯路，为确定大庆油田开发方案发挥了重要作用。
为了解决油田开发中的间题，会战指挥部要求大搞地层对比，一口井一口井对比，一个小层一个小层地对比，把各油层的特点搞得一清二楚。余秋里谈到：“地质专家李德生、教授秦同洛、地质师闵豫和其他地质技术干部白天上井指导工作、收集资料，晚上在干打垒里整理资料，大搞油田地质研究工作，对油层进行逐井分小层的对比、分析。有的同志没有办公桌，就把行李一卷，在铺板上工作。没有电灯就点着蜡烛干。不分节假日，经常工作到深夜。最紧张的时候，一天要对比300多层，计算3万多次。这么大的工作量，全靠算盘和拉计算尺。”
随着油田开发的逐步深入，秦同洛对油田的认识越来越清楚，见解越来越深刻。余秋里、康世恩、焦力人等大庆会战的领导经常与他讨论各种技术问题，并让他参加油田勘探开发重大决策会议，1960年，秦同洛按照康世恩的指示，参加大庆会战的勘探部署会议，重点讨论先上萨尔图还是先上葡萄花的问题。秦同洛依据他所掌握的大量的资料，在会上郑重地发表了先上萨尔图的意见。领导们对专家们的意见反复进行研究，最终做出了先上萨尔图的决策。
接着，一个重要的战略问题摆在会战指挥部面前，就是制定萨尔图油田开发方案。这是油田长远发展的规划蓝图。方案正确与否，直接关系到油田开发的成败，所以指挥部慎之又慎。1961年4月，石油工业部党组决定秦同洛与童宪章、李德生、谭文彬为萨尔图油田146平方公里面积开发方案的编制负责人。经过一年的紧张工作，他们完成了开发方案的草案。方案计算了开发区的地质储量和可采储批，对油田地质特征、油层分布规律、油层压力系统作了深入分析和评价，提出了开发层系的划分和井网安排的原则，对开发试验区两年来的试验成果作出了评价，指出横切割注水方法是成功的，早期注水的原则是正确的，提出了开发区的注水方案。1962年5月11日至7月8日，在康世恩主持下，大庆油田开发技术座谈会讨论通过了这个方案。石油工业部党组很快审查、批准了萨尔图油田146平方公里面积的开发方案和大庆石油会战指挥部的审查意见。余秋里在评价这个方案时指出：“大庆油田第一个开发方案和一套开发方针、技术政策，是在没有外国人参加的情况下，依靠自己的力量制定出来的。在大庆油田的开发中，实施这套方案和方针政策，取得了成功，创造了当时世界上的先进水平。”这套开发方案“走出了中国自己的路子”“大长了中国石油工作者的志气，增强了搞好石油工业的信心”。这个方案执行顺利，采油效果显著。1965年萨尔图油田北部146平方公里开发方案获得了国家级奖励，并在1985年获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
康世恩认为秦同洛提出的油田动态分析很重要，从而加强了这方面的工作。秦同洛借鉴苏联经验，把油藏中水驱油的“非均质、非活塞＇的理论推广应用于大庆油田，具有很普遍的指导作用。秦同洛在油田开发方面的独到见解，对大庆油田开发方案的确定，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秦同洛与童宪章、李德生、田在艺等一批高级专家为余秋里、康世恩等大庆会战工委领导出谋划策，在技术方面提供了极其重要的决策依据，充分发挥了参谋作用。
余秋里、康世恩对这些宝贵的专家人才非常关怀和照顾。大庆会战正赶上国家三年自然灾害的困难时期，吃饭是个大间题。他们看到秦同洛饭量很大，为了保证秦同洛有充沛的精力从事技术工作，就特批他吃饭不定量、放开吃。余秋里三十年后曾回忆说：“北京石油学院教授秦同洛饭量大，我们规定，他吃饭可以不受定量限制，可以放开肚皮吃。”所以，当时秦同洛无论是在二号院食堂，还是在二级指挥部的食堂都能够敞开肚皮吃上饱饭，这在当时可是很了不起的事情。这件事后来成为大庆会战领导关心知识分子的佳话，被广为流传。
三
1972年，组建了石油勘探开发规划研究院，秦同洛担任副院长兼总工程师，负责科研工作。
1978年，石油工业部为了适应石油工业发展的需要，在勘探开发规划研究院的基础上建立了石油工业部石油勘探开发科学研究院，秦同洛任副院长。他除了进行科研工作外，主要负责石油科技情报和培训工作。他抓了几件很有成效的事。
一是向院里建议成立研究生部，为石油工业培养高级人才。这在当时是很有远见的举措。他亲自奔波，经过院里批准并报石油工业部、教育部审批通过，研究生部成立了，而且越办越好。他亲自当导师带研究生。现在研究生部经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建博士生授权专业点3个、硕士生授权专业点4个，还建立了博士后流动站。有上百名导师，可授课80多门，已经培养硕士研究生15届430人，博士15届55人。毕业生分配在勘探院及石油行业各个单位。其中有的已经成为国家有贡献的专家、教授，有的成为局、处领导干部。
二是抓了职工的继续教育工作。石油勘探开发科学研究院建院的初期，从各油田调来一批骨干，为了实现从生产型向科研型人才的转变，院里采纳了秦同洛的建议，对全院近千名科研人员分批进行外语和计算机培训。他组织培训处人员用了五年的时间搞培训，使得全院能够自行阅读和运用国外文献的科技人员由25％上升到95％，能够运用计算机开展研究的人员达到35％，提高了全院科技人员的素质和能力，
三是为了提高科研工作水平，促进科研成果交流，扩大科研人员视野，在秦同洛的建议下，经过有关部门审批，1974年《石油勘探与开发》期刊正式创刊，在国内外发行，他担任主编。《石油勘探与开发》以其严谨的学风、权威的文章，成为国内外石油专业人员的必读刊物，曾获得国家科技期刊评比一等奖。他参加编著《油藏工程方法》一书为第一作者，1989年石油工业出版社出版。
秦同洛曾担任中国石油学会副秘书长、石油工程委员会主任，为推动国内外石油科技学术交流，促进我国石油科技发展，做了大量的工作。此外他还兼任石油部科技委副主任，石油部教育指导委员会委员；石油部标准化委员会副主任；开发标准化委员会主任，石油部咨询中心特邀专家；国际工程咨询公司专家委员会特邀委员。
秦同洛经常到各油田调查研究，为油田发展提出指导性意见。他还担任了石油大学、大庆石油学院、西安石油学院、西南石油学院、江汉石油学院等多所大学的客座教授，去各大学讲课。凡是向他请教，请他翻译校对稿件，审阅研究生论文等，他都热情接待，尽量满足对方要求。他的书桌上，各类稿件、信函常年堆积如山。他虽已年逾古稀，仍每天挑灯夜战孜孜不倦地忘我工作。
秦同洛多次出席世界石油大会、世界能源大会等许多大型会议，参加各种学术交流活动，在国际石油科技论坛上发表论文。他以中国石油专家广博的专业学识、精彩的英语演讲、独特的风采魅力，赢得了各国石油学者的广泛赞誉。
秦同洛多次担任中国石油学会与世界石油工程学会SPE联合组织的科技报告会的中方学术主席，负责论文的中英文审稿和会议的组织领导工作，曾担任过SPE北京分会第一届学术主席。他与法国国家石油研究院有着友好密切的联系，促成了石油勘探开发科学研究院与法国研究院的长期合作。1979年，他代表勘探院与法国石油研究院签署了第一个合作协议。他邀请了国际上一批又一批有影响的石油专家来我国讲学，推荐了大批国内研究人员到国外留学、深造，推动了国际石油科技的广泛交流与合作。1995年，他到台湾参加了海峡两岸能源学术交流会，会见了前台湾中油公司总经理金开英等一批曾在玉门工作过的旧交故知，促进了海峡两岸石油科技交流。现在，石油勘探开发科学研究院已经与30多个世界主要产油国的科研院所建立了联系，正朝着让世界了解勘探院，让勘探院走向世界，建设世界一流水平的研究院，攀登世界石油科技高峰的目标前进。
秦同洛曾担任中国能源研究会副主席、顾问等，该会负责提出的有关国家能源技术政策的建议曾获得1989年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秦同洛是国际环境与发展委员会第一届能源小组成员，他同各国专家一道在发展能源方面作出了贡献。
秦同洛最大的业余爱好是书法，他对中国传统的书法艺术有自己独到的见解，是一位石油界颇有影响的书法家。几十年来，在工作之余，他忙中偷闲，见缝插针，练就了一手扎实的“二王“行草功底。他几十年临贴不疲，常常一口气临《兰亭序》数遍。他不仅主攻”二王”技法，而且注意兼收众家之长，真草隶篆无不涉及，书法作品得到海内外石油人士的喜爱。（刘兴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