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战初期的大庆油田，生活条件异常艰苦，工人们常常是饥一顿饱一顿的，更别说在饭菜里见点儿肉腥了。组织上考虎到钻井工人体力消耗特别大，就想办法每个月给每个工人补助六两保健肉。现在来看这六两肉好像都不够一个人塞牙缝儿的，可是在那个年代，有多少人家是一年到头才能在年三十的那顿饺子里才能见到一些肉丁呢。
1961年2月，王进喜担任了钻井指挥部生产二大队大队长。手中有了一定的权力，到家里找办事的人多了起来，王进喜同母亲商量后对全家规定了一条：公家东西一分也不沾，有人送东西一样也不能收。有一次，乘铁人不在家，后勤把一袋面粉送到他家里。铁人回来发现后，把爱人训了一顿，叫她立即给送了回去，并再次告诉全家，谁送东西也不准收。1970年，铁人的母亲重病住院，单位给送的糕点她一块都不动，反复地说：“进喜说过，公家的东西一分也不能沾。”
1962年，有一个月多发给二大队几十斤猪肉。生活组留下一部分送给大队领导家里。这天晚上，累了一天的王进喜回到位于解放村的家里。他走进厨房喝水，一回头就看见了放在菜板上的一小块猪肉，他愣了下，忙问老伴：“这猪肉哪来的？”
老伴儿说：“你们大队分的啊，说是每个人都有份。”王进喜有点奇怪：“我这大队长咋不知道这事儿？”老伴儿说：“你那么忙，整天不是这口井就是那口井的来回跑，还能什么事儿都跟你说？再说，你又不具体管生活，不是有管生活的副大队长么？”王进喜摇头：“不对，队上无论什么事都会是会上研究定的，像分肉这种涉及职工利益的大事，会上怎么可能不提出来？不行，我得回去问问。”一边说着他就一边出门，骑上摩托车就往队部赶。
正好，当晚队里有一位副大队长在单位值班，王进喜问起了家里的肉，那位副大队长告诉他说是队里主管生活的副大队长考虑到大队领导也比较辛苦，就自作主张，从每个工人身上克扣一两保健肉，分给了大队领导。王进喜生气了。第二天一上班就立即组织大队班子成员开会。
大家看到王进喜一脸的严肃，不知发生了什么事，心里多少都有些惴惴不安。王进喜开门见山，严厉地说：“我们都是共产党的干部，越是困难的时候就越要想到工人的利益。钻井工人在一线工作，出力大，更需要补充营养，保健肉是党组织给一线工人的补贴，我们吃了，等于把肉从工人的嘴里掏出来放到我们自己的嘴里。这肉，你们咽得下去吗？反正我是咽不下去！”接着，王进喜带头做了思想检查，他说：“这事儿都怪我，我平时只顾抓生产，忽视了政治学习，没有给大家提个醒。”
这时，主管生活的副大队长早已满脸通红地坐不住凳子了，他连忙站起来做了自我批评，诚恳地承认了自己的错误。他说：“我看到大家整天和工人一样风里来雨里去，甚至付出的辛苦比工人还多。尤其是王大队长，天天上井都自带干粮，让他在井上和工人们一起吃他都不干，非要自己冲炒面吃，生怕占了工人的便宜。我这也是心疼大家，就擅自做主了。我确实不该这样，我诚恳地接受批评。”
王进喜提议，谁吃了肉谁自己花钱买肉补上，没吃的把肉送回来。从今以后谁都不许从钻井工人嘴里抠肉吃。要时刻牢记自己是一名共产党员，要把工人的冷暖放在心里，作为一名党的干部不能有一丝一毫占便宜的心理。
“把工人的冷暖放在心里，不占工人一丝一毫的便宜。”这句话从那时起，就成了大庆油田所有领导干部的座佑铭。“跟着一心为工人着想的领导干部干活，就要使出自己全身的劲儿。”这个信念从那时起，就成了大庆石油工人的心里话。也就是从那时开始，大庆的石油工人和党员干部的心就融在了一起，拧在了一起，越是艰难困苦，越是紧要关头，这股绳就拧得越紧，系得越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