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翟光明，男，1926年10月出生，汉族。1950年北京大学地质系毕业。曾任中国石油天然气总公司石油勘探开发科学研究院院长。中国工程院院士，国家级有突出贡献专家。
大学毕业后，使我最不能忘怀的就是分配到大西北参加石油天然气的勘探工作那段时间。当时，北京大学地质系是一个综合性学科，教学主要以地质理论基础为主，对矿产方面讲得很少。既或有一些，也都偏重于金属矿产方面，对于沉积盆地和石油天然气讲得就更少。因此对油气，仅仅是书本上的一些概念。出发之前，石油管理总局的工作人员向我们介绍了中国的第一个油田——老君庙的有关情况。他把老君庙油田说成是沙漠戈壁上的现代建筑，这样说无非是想吸引广大青年人去那里工作。当时，我自己凭着青年学子的一腔热血，想为祖国寻找石油和天然气，根本没有考虑环境，更没有想到吃苦，就这样来到大西北。
那时，1950年去西北的交通真是非常困难。我们从西安出发，经过四天三夜才到了兰州。当时，兰州石油勘探处处长是我国大名鼎鼎的地质学家孙健初先生，那时他50岁出头。他向我们介绍了老君庙油田的情况，并安排我们到甘肃西部走廊作野外地质调查。那时土匪仍然经常出没，老乡生活贫困。我们在野外作地质调查，生活和工作都非常艰苦，特别是寒冬腊月，经常支起帆布帐篷过夜，有时在老乡家里支床过夜，一整天在野外跑地面露头，丈量地质剖面、素描地质构造；每天跑十几公里的路程，然后赶回临时宿营地，经常是摸黑回来。有时迷了路，营地的人见我们很晚不回来，就在高处点起火把引路，回到帐篷里，又冷又饿。环境虽苦，但我们有一颗火热的心，为振兴祖国的石油工业，为能找出油气，心情仍是非常愉快的；没有私心杂念，更没有想到赚钱、做官、名誉地位。就这样，半年后回到兰州时，我们的头发胡子都很长，人家看到都笑了起来。我倒是满开心的，也和他们一起笑了一个痛快。这是我参加工作后经受的第一次考验，我写的野外地质考察报告，受到了孙健初先生的赞赏，并指出要进一步提高的地方。
不久，我又被调到刚刚建立的陕北四郎庙勘探大队，做地下地质工作，对我来说又是一个新工作的开始。跑野外地质，在学校时曾实习多次，有些基础，而搞地下地质却是陌生的工作。四郎庙是陕北高原南部的穷山沟，山上只有几块稀稀拉拉的高梁地。大队部在山顶上，我就在四郎庙构造上的第一口井做地下地质工作。当时一无资料，二无专人指导，开展工作极端困难，我只好四处求援。我与北京、西安两地的科技书店联系，索要这类书籍，他们都非常负责，帮我寻找有关书籍或影印的资料，邮寄给我，并定期寄来各种科技书的目录。我当时的工资很少，除去寄给母亲的生活费外，都让我买了书。有时，我还多寄一些钱放在书店，只要有我要的书，他们就主动寄来。我和书店建立了非常友好、互相信任的关系。
那时，我住在井场，有一间木板房，一半作为地质录井的试验场所，一半作为钻井泥浆试验的场地。每天，我除了在岩屑镜下或用四氯化碳浸泡岩屑观察有无油气显示外，硬是看英文“啃”下了从未接触的专业知识，如地下地质学、钻井工程的生产实践、电测井的基本原理和解释、原油生产的物理原理等，同时还自学了地球物理勘探知识。在这期间，我还得到了石油管理总局地质师陈贲同志的热情帮助。他到四郎庙出差的时候，常常给我带一些他在美国考察时买的有关石油地质和勘探的书籍。我如饥似渴地阅读这些资料，还把大部分章节和一些文章翻译出来，这些文章被大家一抢而光，拿去当参考材料。
在四郎庙大队工作的两年里，我一面工作，一面自学，在实践中加深了对石油勘探工作的理解，并且提高了工作水平，也很快获得成果。我参照“地下地质学”提出的方法，第一次在郎1井试用“百分比录井法”。这是一种西方直到目前还在使用的方法。我用这种方法把郎1井全井地质剖面描述得非常详细。这期间还有一段插曲全井打完后要进行电测井，当时电测井虽然还是半自动操作，但那时已是最先进的仪器了。测井后，结果竟和我录井剖面不相符，由于“百分比录井法”是第一次使用，这种方法遭到怀疑，认为主要是录井的差错。我也吓坏了，如果是我的差错，那全井的地质解释都不对，这可是个大问题。我虽很自信，但心里也在打鼓。如果全井重新来一遍，要花很多人力、物力和时间，不仅对我是一个很大的打击，而且会给今后新技术应用带来影响。正在这时，电测方面传来信息，由于丈量错误，使测井深度错位三米多，造成了地质录井和电测井的结果不吻合。真相搞清后，我心里的石头落了地，也感谢测井工作人员，出了错误后能及时查出。此后，“百分比录井法”也就传播开了。
在郎1井的录井过程中，由于我采用了连续百分比地质录井方法，发现了原设计没有预料的“炭火沟油层”和“39号油层”，提出的对四郎庙构造的评价，在当时受到了重视。在郎1井地质录井过程中，我还发现了最简便的确认油层的方法，即水滴含油岩芯或岩属的表面。这项方法目前在全国钻井地质录井中还在广泛应用。直到现在，我仍然经常回忆刚刚参加工作的一些情况，也正是因为有了这样一段经历，不仅使我有了一个坚实的从事石油勘探工作的基础，也使我在意志品质方面得到了很好的锻炼，更使我懂得成功的来之不易。
1957年，我从玉门调到石油工业部地质勘探司工作。这是一个新的工作，要面向全国的石油勘探，要经常到油田和勘探现场调查了解情况，综合分析各个方面的资料。自1958年以后，我参加或部分参加了一个接一个的石油勘探大会战，经历了我国石油工业从弱小不断发展壮大的复杂而艰难的历程，在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理论与实践结合的过程中，体验着失败和成功的滋味。
这时期，使我印象最深的是1958年2月27日和28日。当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邓小平同志，在中南海居仁堂听取石油工业部部长李聚奎、勘探司司长唐克关于全国石油勘探工作的汇报。我有幸参加了提纲准备和汇报工作，余秋里同志也在座。就在这次汇报以后，石油工业部于1958年4月成立松辽石油勘探大队，6月改为松辽石油勘探局。石油勘探的战略东移，对后来大庆油田的发现，胜利油田以及华北石油勘探的进一步扩展，都起到决定性的作用。
1959，我参加制定松辽盆地油气勘探规划和确定松辽盆地基准井井位，并于1960－1963年间地参加了大庆会战。1963－1964，参加制定了东营凹陷的勘探规划和井位布置，于1964年参加华北石油勘探会战。
1964，我参加了华北石油勘探会议，这是继大庆石油会战取得决定性胜利后，又一次大规模的勘探会战。从地质条件分析，华北油田要比大庆油田复杂得多。1961年华8井在东营构造出油流后，1963年9月23日在营2井沙河街组日喷出600方高产油流。会战初期，我们想得比较简单，我和勘探司的同志们针对营2井的沙三段高产油层组整体解剖东营凹陷，一起规划了一个勘探方案。由于当时地震设备落后，地下地质情况不清，我们只根据一些精度不高的资料解释有一个中央隆起带。在其上布置了五条钻井大剖面，约十二三口探井，期望一举拿下大油田。但实施结果却大失所望，所打的探井一口接一口的落空，只有两口井在沙三段有很薄的油层。我们真是心急如焚，因为大庆、四川、大港、西北等地区的大批勘探会战人马都汇集到东营地区，如果沙三段是这样一种透镜状砂岩储层，会战就不能进行下去。当时在余秋里同志领导下，我们对已钻探的情况和资料进行了综合分析研究，一致认为应该针对沙三段以上好的砂岩储层，寻找好的背斜构造位置才会有希望。正是在这种认识下，首钻位于生油凹陷北侧的坨庄－胜利村构造带，在坨庄的坨1井，和胜利村的坨11井相继在沙二段砂岩中试出了工业性和高产油流，一举打开了胜利油田勘探会战局面。1965年春节期间坨11井又试油，成为我国第一口千吨高产油井，再次震撼了全石油工业界。
1967－1969年，我向部党组建议，开展辽河坳陷的勘探，从大庆油田调地震、钻井、试油队伍进行工作；1969年确定辽河坳陷西部凹陷的布署；1970－1972年参加渤海湾盆地第三系含油气层对比研究工作，统一了六个探区的地层分层和构造带的划分，对渤海湾盆地的油气分布规律进行全面系统研究，于1972年完成“渤海湾盆地油气聚集和分布规律”的报告
60—70年代，我提出烃源岩、储集层、盖层、圈闭和时间等五个独立变量时空配置和组合成藏的规律，对以后的油气勘探工作及勘探规划和部署的制定起了很好的指导作用，并先后在大港、胜利、辽河、华北以及西北地区实施并取得好的效果。
1963—1985年这一段时间内，我的大部分时间都用在研究东部地区、特别是渤海湾盆地的油气分布规律，参加勘探会战和贯彻实施制定的勘探规划布置：80代成渤海盆地油气聚集和分布规律的研究。
1985年，我调到石油勘探开发科学研究院工作，油气勘探的生产实践告诉我，要想在勘探工作上获得成效，科学研究必须与生产实践相结合，不但在科研题目设置上要体现，而且要利用研究院有利条件，组织各个石油地质勘探专业，协同解决勘探实际工作中的难题，探索不为人们注意的新地区、新层系、新领域含油气的可能性。我首先提出了关于科学探井的设想，即在全国范围内，除了正常的勘探探井之外，应用新理论、新认识去寻找新的含油气领域和含油气层系。这对一些高勘探程度盆地和一些久攻不下的复杂地质条件的盆地中尤为重要。为此，我们开展了科学探井的规划。经过两三年的准备和研究，我们先后在西北和中部地区钻探了两口科学探索井，结果打开了两个新场面。
第一口科学探井是台参1井，位于新疆的吐哈盆地，该盆地在50年代和60年代曾进行过几次较大规模的地质调查和钻探，因无重要发现而停顿。1986开始，在物探局和玉门石油管理局数字地震基础上应用三史（构造演化史，沉积发展史，有机质成烃史）综合分析及地震地层学、油藏早期评价等技术，确定了全国第一口科学探索井井位——台参1井。
1989年1月14日，台参1井在侏罗系三间房组获得吐哈盆地最高产的油气流，从而发现了鄯善油田，打开了吐哈盆地勘探新局面，而且开始建立了中国煤系生油新理论，开拓了在煤系盆地中找油的新领域。目前已在西北的三塘湖盆地、焉耆盆地、准噶尔盆地东部及柴达木盆地东北部侏罗系的煤系勘探中发现了若干新油气田。
第二口科学探井是陕参1井，在我国中部鄂尔多斯盆地。鄂尔多斯盆地的古生界勘探在50年代初期就开始了，多年来虽然见到一些油气，但一直没有获得突破性进展。80年代末期，我们同样以“三史”综合分析方法指导古生界含油气性研究，获得盆地中部的古隆起控制古生界油气分布的新认识。为此，我们与长庆石油勘探局有关专家共同拟定了在盆地中部靖边地区钻探一口科学探索井——陕参1井，从而发现了我国最大的中部大气田，同时也开拓了在我国北方地区勘探下古生代原生油气藏，以及奥陶系与石炭系不整合面控制含油气的新领域。
几十年的实践使我认识到，石油勘探是涉及很多学科的一门科学。只有运用多种技术和手段协同采集大量信息，并通过深入细致的综合归纳、分析判断后，才有可能得到对地下含油气状况的认识；同时石油勘探又是一项风险性极大的工作，因为石油深埋地下，又是一种流动的矿藏。它的生成、运移、聚集、破坏和再运移、再聚集是一个极其复杂的过程，因此勘探石油的难度相当大。我们石油工作者有这样的体会：发现了石油，不要乐得太早，要总结它的规律，还可能发生新情况；勘探失败了，不要悲观失望，要找出它的原因，还可能有新的发现；重要的是遵循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应用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方法，理论结合实际，实践一认识，再实践一再认识，这样才能取得对事物规律性的认识。
世界范围和我国的油气勘探实践，都证明了一个普遍的规律，即油气分布受盆地的类型、构造格局和沉积环境控制。我们总结前人的经验，认识这些规律，再根据这些规律去开展工作就会少走弯路。我们在一些新的地区开展石油勘探工作也必须从区域地质背景研究入手，探寻沉积盆地的内在地质特点和油气分布规律的关系，这是石油勘探的有效途径。
油气勘探是一项在科学基础上的风险活动。受现今科学技术水平和勘探技术手段的制约，对地下复杂多变的地质条件，不可能一下搞清，需要经过反复的实践和认识。我自己认为要做一个好的石油勘探家需要做到以下几点：
（1）要经得起成功的喜悦，也要承受失败的熬煎。油气地质勘探中成功的、失败的事是经常发生的。成功了，皆大欢喜，往往也能认真总结经验。失败了呢，切忌心灰意冷，而是更要冷静，更要认真地研究失败原因，提高认识，以使尔后的地质勘探部署能准确一点，成功率提高一点。
（2）从最好处设想，也要从最难处着手。找高产油田或者大油田，这是每个石油勘探工作者的强烈愿望。一个地区油气勘探部署实施的结果，往往与预测目标有出入，有时开始只抓到中小油田，甚至只是一些油气显示，这时就要及时进行分析研究；有时追踪这些油气显示，就可能发现大油气田，这种情况在我国勘探史上不乏其例。
（3）立足于多种设想、多种考虑和准备。对于地下生储油层的情况，应用各种勘探手段分析研究后，有时认为已经清楚了，但在实践中常常是原来设想的主要勘探目的层没有得到，而在另外一个地层中却获得重要发现。如原来设想目的层是浅层，却在深层获得油气；反之原设想是深层，而在浅层却获得工业性油流；原设想是构造圈闭，而实际是地层圈闭或岩性圈闭，等等。因此在勘探过程中，不能单打一，要有多种准备，多种设想，不能漏掉任何有工业价值的油气层。
（4）石勘探工作必须做到“一专综合”，“一专”就是要精通本人所学专业和从事的工作领域，“综合”就是要掌握与本专业相关学科的主要内容和研究动态。石油科技工作者必须具有宽广扎实的专业知识，才能适应当前的高科技发展。在勘探实践中，要将多学科的综合研究、多手段的协同勘探以及多方面有效协作这三个方面统一起来，整体运作，再难的问题也会逐步得到解决。只要你坚持不懈、扎扎实实，总会认识清楚地下油气地质问题，总会有所发现，总会找到一定规律。
另外，还有一点非常重要。作为一个优秀的石油科学工作者，既要有扎实的技术、理论基础，还要有正确的思想，两者不可缺一。有工作能力没有一个好的思想素质会做出令大多数人非议的事情，有好的思想素质而没有工作能力，也出不来成果。虽然很难做到两者都强，而努力做到两者都好，应该是每个人必须争取的。至于在某一些方面有失误或失败则是在所难免，当然也要尽最大的努力去避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