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亚杰（1914－1997），1938年清华大学毕业，获英国曼彻斯特大学硕士学位。曾担任华东石油学院副院长教授。曾编撰完成《继承普罗米修斯的伟业－－能源技术》，这是我国划时代的科普巨著《现代科学技术博览丛书》中的一部力作。他犹如这部书名中的人物——古希腊神话中的普罗米修斯，从天上盗取火种带到人间，不惜牺牲个人一切，为人类带来光明、温暖和幸福。他就是蜚声海内外的燃料化工和能源专家、中国科学院院士、石油大学教授朱亚杰。
求索报国在华年
1914年，朱亚杰出生在江苏省兴化县中堡镇。他的青少年时期正值国家处于内忧外患、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历史关头。严酷的现实刻骨铭心的教育他要牢记国耻、立志报国。他在扬州中学读高中之际，由于家庭经济日趋困难，几有辍学可能。逆境中反而使他养成了认真坚韧，不畏困难的品格，经过发愤学习，终于在1934年实现了当年广大学生梦寐以求的理想目标－－考入清华大学化学系。
风华正茂的朱亚杰在清华求学期间，经受了爱国传统的洗礼和人文环境的熏陶，学到了治学和做人的真本领，而心灵中最难以磨灭的还是自强不息奋发向上的清华精神。举世闻名的“一二·九’运动中，作为请愿示威游行队伍的交通员，朱亚杰骑着自行车联络队伍的各部分。目睹斗争的壮烈，他更深刻地理解了要做一番大事业、报效祖国必须不怕牺牲自我。1938年，他在西南联大结束大学生活。1946年他考取了当时的教育部冶金项目公费出国留学生全国10名中的第一名。1947年夏，他远涉重洋，成为英国曼彻斯特大学攻读化学工程的研究生。
1949年7月，风雨飘摇中的国民党政府悄然把驻英使馆撤消。朱亚杰原定第三年的公费即无着落，他不得已只好放弃攻读博士学位的愿望，结束研究论文获硕士学位。为生活考虑，求职于英国西蒙卡夫化工设计公司，被聘为副工程师，聘期一年。几个月后，这家公司注意到这位中国工程师的确身手不凡，在处理几项技术难题时高人一筹。公司的负责人开始对他刮目相看。在他的聘期将满之时，于是有了以下这段对话：
“朱先生，我们发现你很能干，决定继续聘用你，请你签约10年。”
“怎么能一签就是10年，再说妻儿家人都盼我早日回去。
“公司负责费用，把你家人接到英国来，你可以在这里搞研究。至于报酬，公司不会亏待你。”
“10年太长，我还要在年轻之时回去为我的祖国服务。”
“……朝鲜战争已经爆发，战争一展开，英国如果参战，你不接受聘用，就可能会成为英国战俘，被囚禁到英国的小岛上，到那时你就会后悔的！＂
“岂有此理！果真如此，我现在就回国。”
实际上，他以强烈的责任感和对祖国深沉的爱，早已密切注视着祖国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新中国诞生的喜讯曾使他多次激动得夜不能寐，他虽然表面看起来沉稳平静，其实早已心潮难平、归心似箭。在爱国华侨和正直的英国同事的帮助下，经过一番努力，1950年11月，他终于投进了祖国温暖的怀抱。回到了阔别多年的母校，开始了在清华大学化工系任教的新生活。
自大学毕业离开清华十余载，久违的清华园使他感到无比的温馨。面对着讲台下新中国第一届求知若渴的大学生，他把课程讲得生动活泼，并且注意引进国外一些新的研究成果和学术观点。学生们经常簇拥在他的身旁，对这位年轻的教授表现出深深的敬佩之情。
躬耕石油桃李园
1988年金秋，教师佳节。朱亚杰教授执教50周年庆祝大会在石油大学北京研究生部举行。中国天然气总公司总经理王涛同志到会，向朱亚杰表示热烈祝贺，与会同志多次以雷鸣般的掌声向朱亚杰表达无限的崇敬之情。
王涛同志在讲话中，赞扬朱亚杰执教50年如一日，勤勤恳恳，始终不逾地忠实于人民的教育事业，为培育石油化工科技与管理人才、为创建北京石油学院、建设华东石油学院和建立石油大学北京研究生部呕心沥血，作出了重大贡献。
时年74岁的朱亚杰这一天异常激动，他在会上简要回顾了自已半个世纪的艰辛求索历程。他十分谦虚地表示，石油大学历史上的三次重大创业，他都尽到自己的努力。而事实上，在学校发展的一些重要时刻他是起了关键作用的。
他与石油结缘是在清华开始的创建北京石油学院的工作。1952年12月，国家燃料工业部委派他参与筹建我国第一所石油高等院校，任命他为北京石油学院筹备委员会委员。他结合自己多年的经验，对专业设置、教学计划、课程安排、教学内容、教学方法等问题倾注了大量心血，做出了许多卓有成效的工作。在那一段难忘的日日夜夜，他组织同事团结奋战，忘我工作，制定教学计划，编写教材讲义，购置实验设备，选订图书资料，还与筹委会其他同志认真规划学院建设的宏伟蓝图。翌年学院成立后，他又成为院领导和师生之间的一个联系枢纽。由于他事事亲自过问操办，又敢说敢做敢负责，学院成立校代会他是当然的委员。后来师生又“任命”他为“不管部部长”，就是因为他经常出现在处理各种疑难问题的现场。这一称号直到庆祝他执教50周年时，他的学生在贺信中还这么亲切称呼他。
当时，由于我们石油勘探水平落后，左冲右突找不到深埋在地下的原油，被一顶贫油国的帽子压得喘不过气来。1952年，国内石油产量仅44．55万吨，人造石油就占了25万吨。他认为，在这种情况下，要发展石油，加快勘探开发是重要的，人造石油同样不可轻视。于是，他受命领导创建了我国第一个人造石油专业，并亲自担任人造石油教研室主任。我国人造石油得到了大发展，年产量从1952年的25万吨，发展到60年代初的60多万吨。在找到并拿下大庆油田之前的10多年里，他倾尽心血和汗水从事研究的人造石油，为国家建设作出了重大贡献，还培养了不少这方面的专业人才。
1963年10月，国务院任命他为北京石油学院副院长，成为学院领导层中深有学术造诣的学者专家。这时，学院已发展成为全国64所重点高校之一，他作为系主任的石油炼制系，由于人才济济，教堂科研成果丰硕而深受人们的关注。他组织开展的一系列教学和科研工作为石油生产解决了实际问题，取得了重大的经济效益。
20世纪60年代，北京石油学院迁往山东东营，改名华东石油学院。在十分困难的条件下，他力所能及地使迁校损失降低到最低限度。他坚信党的领导，团结广大教职员工，从石油工业对人才迫切需要出发，保持学院的好传统，重视教学质量管理，他身体力行对这一时期入学的学生从严要求，注意训练他们的基本功，培养出了一大批生产实际急需的各方面人才。
科学的春天到来时，朱先生又一次焕发了青春，可是一个严峻的事实使他忧心如焚。华东石油学院由于地处偏僻、交通不便、信息闭塞等原因，致使国家决定恢复招收研究生的工作面临着重重困难。1979年拟招45人，报考者才35人，考试合格者只能录取5名；1980年拟招10名，报考者仅8名，竟无一名能录取。这与我国第一所石油高校、迅猛发展的石油工业和需要极不相适应。
在这种情况下，他又一次肩负起第三次艰难的创业任务，亲自领衔奔波于石油工业部、教育部、北京市委国务院和有关部门，呼吁求援，争取支持，由于年高体衰，病痛时时折磨着他，他对这一切都置之不顾。经过四处奔波，多方努力，1981年6月，经国务院批准，华东石油学院北京研究生部宣告成立，他被任命为副院长兼研究生部主任。
石油大学北京研究生部得以成立，就是他与同事们倾注身心为石油教育长远发展设立的一个高级人才的培养基地。上级批准华东石油学院在北京原校址内建立研究生部，从一纸批文到办成实体中间还有许多具体工作要做。
“功夫不负有心人”。1981北京研究生部首次招生，就有全国26个省市、56所高校的近500名本科毕业生报考。经考试录取了55名，解决了生源断绝的问题。朱教授不仅创建了研究生部，而且身体力行，创建了研究生部良好的校风、学风和严格的纪律。他严把入学质量关，遇到有争议的考生亲自调卷审阅，有时还要亲自复试，找考生面谈。在他的公正严格的管理下，研究生部获得了迅速健康的发展。
创建石油大学北京研究生部，是朱亚杰近古稀之年的一大奉献。后来，国家教委的一位领导同志曾由衷地赞誉朱先生，说他是一位很有眼光的教育家，在石油教育的总体战略和远景规划上，站得高、看得远；为石油高等教育的发展和我国石油工业的腾飞作出了重要贡献。
科技工作贡献大
1980年，朱亚杰荣获我国科学技术领域最高的学术称号，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此后他担任石油工业部科技委员会副主任，中国石化总公司顾问，他曾被推选为中国能源研究会理事长、名誉理事长，煤炭转化利用协会理事长，中国氢能源协会主席，中国太阳能学会理事长，中国石油学会第四届理事会名誉理事，中国化工学会常务理事以及国际氢能协会常务委员，联合国亚洲太平洋发展中心能源顾问等职，并被载入美国出版的世界名人录。
作为能源化工科学家，朱亚杰的研究工作有宏大宽广的科学视野，他团结和组织起我国能源、化工界的学者专家，研究提出了“我国经济腾飞，需能源先行，能源为支柱”的思路，为我国近10多年来，能源政策的制定、实施，起到了重要的参考作用。由此也说明，他在这方面研究所独具的优势和影响。
早在北京石油学院创业时期，他不仅受命创建了人造石油专业，还组织筹建了固体燃料研究室，也是兼主任。在50年代中期，他研制成功粉煤流化床干馏工艺，制取低温焦油，所得半焦，送到锅炉作燃料发电。这是既得油又得电的煤炭综合利用的新的科研成果。
60年代初，在响应党中央“各行各业大力支援农业”的号召下，他带领科研组开展空气氧化褐煤，生产腐殖酸。这是一种植物生气刺激素，在初步取得小试的结果后，他又想如何缩短氧化时间、提高效率，便果断地用加压氧化达到了目的，论文发表后受到了化工界的一致好评。这一成果后来得到一定程度的推广，对农业丰收作出了贡献。
1965年，他率一批青年教师和学生在锦州石油六厂参加国家科技攻关项目－－顺丁橡胶会战，该项目后经放大而工业化。这项研究成果20年后获得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
70年代初，他积极争取获准了从事专业工作的权利，虽然头上仍有顶无形“帽子”，但他忍辱负重，报效祖国之心不减当年。为配合我国引进石油化工技术，上海金山、北京燕山、山东齐鲁、辽宁辽阳等大型石油化工企业都留下了他辛勤跋涉的足迹，尤其是在此关键技术上都凝结着他的心血。
北京燕山石化总厂引进美国鲁姆斯公司30万吨乙烯设备，请朱亚杰参加核算裂解炉的数学模型。在核算的指导思想中，他认为不能迷信洋人，外国人也可能有错，在乙烷炉的核算中果然发现了外国人的错误，进行了纠正，避免了投料多、浪费大、安全性能差等可能造成的损失。须知在当时我国还未普及计算机的情况之下，他要用计算尺和手摇计算器做大量的计算工作。他为发展祖国科技事业，既学习外国先进技术，又不盲从的精神和行为对同志们和学生们产生的影响，超出了计算工作本身价值的多少倍，是无法估量的。
80年代初期，在拨乱反正的时候，朱亚杰被推选出任国家科委能源研究小组组长，他积极组织推动广大能源界有识之士深入调研，总结出针对中国能源政策的“13条建议”，得到了中央领导的充分肯定，使国家在“七五”“八五”计划中都把能源问题提到重要地位。
《中国能源形势的评估》是朱亚杰根据13条建议写成的论文，其基本观点反映了我国能源面临的形势和以后发展所遵循的方针。为我国能源事业的健康发展，作出了较大的贡献。
1983年，他组织能源研究会的百余位专家编写了《中国能源研究报告》，对杜绝能源危机的建议进行了论证。后来实践证实，这项研究对我国能源工业产生了重要指导作用，并于1988年获得国家科委软课题科技进步一等奖。
在此期间，他还在中国科学院山西煤化所兼任研究员，首次在国内创建了褐煤及油页岩超临界流体抽提制取人造石油的研究。这项技术很快被移植到工业和重油加工等领域，获得了广泛的应用。鉴于我国油页岩资源丰富，而石油、天然气的生产尚未能满足日益增长的需要，他认为有必要以油页岩作为替代能源而继续有关油页岩的研究工作。他自1981年即在京组织人力开展油页岩热性质、油页岩热解生烃和半焦燃烧动力学的研究，获得了一些成果和设计油页岩干馏炉所需要的工艺数据，这一成果1988年获国家教委科技进步二等奖。
作为一个能源专家，他在为加快石油的发展利用而殚精竭虑的同时，更为人类的生存环境和未来的能源问题而忧深思远。在内蒙古召开的国家专题研究能源问题的会议上，印发了他的书面报告，强调对可再生能源如氢能源、太阳能的开发。不久，朱亚杰领衔组织我国的能源界专家们向党中央提交了一份重要建议，呼吁应该重视发展可再生能源，特别是氢能源、新能源在国家“八五”、“九五”攻关项目中占有重要地位。这一建议得到了中央领导的高度重视并付诸实施，石油大学也成为研究新能源中氢能源开发的负责单位之一。
90年代初，朱亚杰仍不遗余力积极倡导并组织新能源、特别是氢能源的研究开发，在他的指导下，石油大学氢能源科研组开拓了硫化氢脱硫制氢的新工艺，并取得了阶段性成果。按照规划，“九五”期间，应完成小型脱硫工艺装置试验。他在病榻上还在思考，想在该科研组开展燃料电池电动汽车的基础研究，希望该课题能在石油大学氢能源科研组扎下根，并在关键技术上有所突破。
克尽毕生一寸丹
多年来，他把对党、对祖国炽热的爱，深深的情融汇于事业之中，在通往理想的崎岖路上不停顿地登攀，谱写了一曲动人的追求之歌。1979年6月，他终于实现了多年的愿望，成为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他所在的党支部在通过他的人党申请时评价他：“长期以来追求进步，爱党爱国。
在北京石油学院仓促迁往东营时，物资是从张店卸下火车的。由于人手少，大家还要照应自己的家当，图书等撒了一地。这时，朱亚杰却默默地弯下腰来，把图书一本一本捡起来，用手绢轻轻擦去书籍上的泥痕打成捆，并且守护着，直到把它们装上汽车。当时，他对把学校迁到一个文化、信息、交通都十分落后的地方办学，对什么时候才能培养出合格人才来非常焦虑，实在是指望能以自己的力量挽回些损失。即使无力挽回，也还是要做，能做多少做多少树立了一个正直的知识分子不谋私利、仗义执言、以天下事为己任的崇高形象。
1986年7月，第六届世界氢能源会议在奥地利首都维也纳举行。世界42个国家和地区的400多名专家学者参加了盛会。朱亚杰作为中国氢能源协会主席，率领5人代表中国出席了会议。由于朱亚杰在氢能源研究领域的精深造诣和崇高声望，他被与会专家推举为本届会议副主席。
这是一次有国际影响的会议。为祝贺会议召开，维也纳市市长在市政厅设宴招待与会代表。大厅里人头攒动，彩旗悬垂，气氛热烈。然而，就在宴会即将开始时，朱亚杰突然发现会议厅中竟然悬挂着台湾当局的旗子。作为一个有高度政治责任感的科学家，朱亚杰马上意识到这是有关祖国尊严的大问题，决不能含糊和退让。
与会的各国代表发现刚才还有说有笑的朱先生突然之间变得异常严肃，只见他疾步走向会议主席和市长进行交涉，严正声明必须立即把台湾当局的旗子去掉，否则我方5人将以集体退场表示抗议。市长这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急忙派人查询后作出解释：那是由于市政厅管理人员缺乏国际知识造成，并当即派人作了妥善处理。并在祝酒辞中对此事深表歉意，与会的各国科学家对朱先生维护祖国尊严的举动报以热烈的掌声。
在几十年的教育生涯中，他对青年人的成长有着强烈的责任感。他经常告诫青年人三条：第一，学习时一定要打好基础，如果没有扎实的基础理论就无法解决实际问题。第二，知识分子做人要坚持独立思考，不能盲目崇洋媚外。第三，要有强烈的爱国思想，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而不能事事考虑个人前途、个人利益。只考虑个人利益的人，是没有光明前途的。
“做学问，首先是做人”。这是朱亚杰对他的博士、硕士研究生常说的一句话，也是他一生追循的为事业之道，为人之道。自改革开放以来，由于他的成就和影响，相继在国内担任一些重要政治组织学术团体的重要职务和参加一些社会活动。他讳言自己，他一直奉行“干实实在在的事”。在他看来，科学是至高无上的，如果拿它作为获取名利的手段，就是对科学的亵渎，就不配做一个真正的科学家。
长期与他共事的同志们对他的评语是：“松竹梅品格皆备，才学识集于一身。”每一位与他共过事或受益于他的教诲的人，几乎都对他衷心折服，赞誉朱教授是他们心目中真正的科学家和教育家。
他在重病住院期间，仍念念不忘我国石油工业的发展，他与前来看望他的中国石油天然气总公司的领导、石油大学的负责人一再商谈我国石油工业和石油大学的发展大计，他十分关心石油高等教育，关心研究生的培养和科研工作。病重之时正逢他指导的博士刘晨光教授出国进修，刘获医生批准进病房与他辞行，他因戴着氧气面罩不能说话，忍着剧烈的疼痛，艰难地坚持用笔交谈。一再嘱咐刘晨光注意了解考察国外新能源研究情况，嘱咐其早日学成归来报效祖国。当时的情景令医护人员都感动得热泪盈眶……
朱亚杰教授离开了我们，春蚕到死丝方尽。他正如本文开头所提到的普罗米修斯，克尽毕生一片丹心，开发能源，造福人民。他给后人留下的不仅是学识功绩，还有不朽的精神，永垂的风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