靳锡庚，男，1900年11月出生，汉族。1932年河南焦作工学院采冶系毕业。原总公司石油勘探开发科学研究院总工程师，笫三届全国人大代表。
时光进入1988年，正值金秋。一位老人心情异常兴奋，踏上了北京—玉门的特别快车，他要西行去参加庆祝玉门油田建矿50周年纪念活动。玉门，老人魂牵梦绕的地方。此时，他如远方游子将要回归阔别多年的故乡。
老人的名字——靳锡庚，他与20世纪同龄。翻阅中国近代石油发展不能不讲述玉门油矿。讲述玉门油矿不能不讲述孙健初、严爽、靳锡庚。有人誉他们为石油三杰。玉门油田的每寸土地都留下靳锡庚当年艰辛跋涉的足迹，山山水水都记下他不寻常的回忆。
老君庙，颠簸了两个月才找到你
靳锡庚到玉门的第一件事就是拜访老君庙。久违了的老君身披红袍端坐在庙台上。当年的老君庙只有六七平方米，老君一尺多高。现在玉门发展了，老君庙也变样了，老君长到一人多高了。靳锡庚触景生情，向人们讲述着当年寻找老君庙的故事。
在中国版图上，西部过了酒泉出嘉峪关就到了玉门。而玉门又紧紧依偎着高耸的祁连山。在很久以前，玉门不叫玉门，而被称为延寿县，祁连山又叫南山。尽管延寿县在没有成为石油矿之前是那样荒凉，茫茫戈壁，穷乡僻壤，而对它的文志却史不绝书。
公元472年，北魏郦道元所著《水经注》、唐朝李吉甫所著《元和郡志》、《大明一统志》都有类似的记载。清朝，延寿县改为玉门，在玉门县志中则更清楚的记述：当地土人用勺取油的情况。历史发展到20世纪30年代，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石油成为抗日战争重要的战略物资，奇缺又必不可少。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根据史书上的记载，要寻着油苗去找油矿。
这是一次冒险，也是一次实践。不管是冒险还是实践，反正从此有了今天的玉门油田。
靳锡庚记得1938年，也是金秋季节，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踏进了他的家乡河南杞县。日本飞机狂轰乱炸，房倒屋塌，民不聊生。靳锡庚的父母妻子都在战乱中先后病逝。他领着三个女儿开始逃难来到陕西省建设厅，找到中学时的老师高伟伯先生。在西安经高先生介绍，靳锡庚认识了老乡孙健初。当谈起家乡沦陷人民疾苦时，同是异乡为异客的孙健初也不禁忧伤感怀。
适时，孙健初正是受资源委员会的委派，去玉门勘察油苗。孙健初是搞地质的，正想找一个测绘人员。但听说靳锡庚带着三个女儿，又有些犹豫，西出玉门不是件容易的事情啊。他只是把话题引到了石油上，他告诉靳锡庚：“现在国共联合抗战，海上运输洋油的路已经被日本人封锁了。抗战大后方运输都是靠汽车。由于缺油，汽车都用上了巴县的天然气，政府甚至准备不惜高代价用粮食制造酒精代替燃料。现在唯一的希望－－－到玉门去开油矿。”他的一番话果然奏效，使靳锡庚心潮涌动。靳锡庚毕业于河南焦作工学院，学的是采冶专业。毕业几年了，从事煤矿井下采煤测绘的技术工作。国难当头，匹夫有责，又何况自己现在已是天涯沦落人。靳锡庚毅然表示，愿同孙先生前往出一份力。但他没想到，这次谈话使自己从此和石油结下了不解之缘。
于是，就在那年的10月15日，他和孙健初带上三个女儿乘坐甘肃油矿筹备处自购的一部福特牌敞篷汽车从西安出发了。汽车行驶在西安－－－兰州的公路上，由于战乱和资金短缺，西兰公路路况很差，有“稀烂”公路的贬称。他们走得匆忙没有做好准备，孩子们又是在中原长大的，没领略过西北十月的风竟这样凌厉，坐在敞蓬车上，三个孩子缩成一团。第一天夜宿咸阳。第二天到乾县。第三天到灵台。越往西走地势越高，天气越冷，人烟越稀少，情景也更加荒凉，迎面扑来的朔风，冻得孩子们忍无可忍。行进的途中，时而能看到公路旁有1920年大地震遗留下来的残垣断壁和废弃的村庄，呈现出几分苍凉。见到有人家处，他们就下车暖和一下。第四天抵达平凉。第五天绕过六盘山，当晚投宿甘草店。几天来，靳锡庚把能御寒的衣物全盖在孩子们身上，自己却发了高烧。当时连片AC药片也找不到，就买点劣质红糖，喝点混沌开水，又顶着风沙赶路。
一周后终于到了兰州。兰州市面还比较热闹，当时，盛世才倚靠苏联，许多交流的物资要从这里运输，所以修了条从新疆到兰州的公路，加之沦陷区一些有钱人在这里开商店。靳锡庚才在此买到感冒药。他们等候甘肃油矿筹备处主任严爽以及苏联地质专家崔林根的到来。
孙健初、靳锡庚、严爽三人第一次在兰州见面。这也是被后人称为石油三杰的第一次会面。从此开始了他们多年的共事和友情。苏联专家和他们交谈了六七天，主要介绍了巴库等油田的情况，他们如饥似渴地汲取钻井开采方面的知识。他们向苏联专家提出买一些钻井器材，后来经过政府经济部与苏联订购了三部钻机，这对他们是一个很大的鼓舞，遗憾的是由于苏联卫国战争的爆发，这件事没有结果。
勒锡庚抓紧时间做工作上的准备，他招来两名测量工人，每天给他们讲测量常识。孙健初购买测量测绘仪器，借来一顶帐篷，又在兰州租来一辆卡车。他们继续西行，途经永登、古浪、武威、山丹、张掖、高台等地，所乘的汽车原本陈旧，加之超重，日夜兼程，汽车多次在途中抛锚，他们不免经常忍饥挨冻，但心中的满腔热情顽强地抵御着寒冷。12月4日，他们到达了西北重镇——酒泉。
再往前走是渺无人烟的戈壁滩。靳锡庚只好把三个女儿寄养在当地的老百姓家里。由17岁的大女儿担负起两个妹妹的生活。12月已是冰封大地，要到海拔2200多米的祁连山区安营扎寨。他们把吃、住、用等生活必需品都买上。三个人又自费买上皮大衣，租了20多峰骆驼，雇了一名拉骆驼的向导，共八人。骆驼驮上测绘工具和生活用品，伴着驼铃声浩浩荡荡地向老君庙进军了。
第一天夜宿嘉峪关，关内的很多房子已是破烂不堪，唯有高大的城郭依然保留着昔日的雄姿，城门洞里刻着许多过客的留言，更多的是那些戍边的将士们写下的怀乡之作，读后令人无不伤感。嘉峪关就是“生死关”。当地流行一句顺口溜：“出了嘉峪关，两眼泪不干，向前看鬼门关，向后看白碱滩。”老百姓不理解他们为什么数九隆冬大雪封山还要进祁连山！还给靳锡庚讲了个故事。“有一群小鸟不愿飞出关，先后都撞死在城墙上了，如果用石头在城墙上敲打，还能听到小鸟哀鸣的声音。”孙健初说：“我们不是小鸟，我们是大鹏，有大鹏之志。”靳锡庚说：“我们要飞出去。”虽是笑谈。却道出了这几位石油郎不畏艰难险阻的决心。
出了嘉峪关，天是灰蒙蒙的，黄色的丘陵，黄色的秃山，戈壁滩上抖动着干朽灰黄的骆驼草，东一丛，西一蓬。走出多远看不见一个人影。不知是心情，还是由于荒凉，觉得天更冷了。他们走过了惠回堡，傍晚时分，到了火烧沟。火烧沟的土都是赤红色的，火烧沟可能就是因此得名。第三天，由火烧沟向南折去，至此往前都是崎岖的山路，全靠牵骆驼人引路。下午，翻过一座小山头，看见一个小村庄，隐约见一些人在村口徘徊，大家精神为之一振。到近前才知道当地村长肖砚田带着一些村民在村口列队欢迎，手里还举着小纸旗，这就是白杨河村。刚刚和地方政府联系上，孙健初就迫不及待地提出要找个向导去石油河看看。石油河的情况他们只在史志上看过。村长派了陶福兴和罗生金两个年轻人当向导，后来他俩都成为非常出色的石油工人。
第四天，他们直奔目的地——老君庙。一路上看着坡度不大，但人和骆驼都气喘吁吁，随着地势升高，老天爷也作梗，下起了雪，素称“沙漠之舟”的骆驼也越走越慢，到了下午经过一条峡谷，峡谷从东到西宽约一二百米，深百米左右。旁边有条河，水从山上流下。陶福兴兴奋异常：“这就是石油河！”
他们又沿着深谷缓慢前进，这是祁连山的北坡，绝壁挺立，积雪茫茫，寒风肆虐地吹着山上的白雪。陶福兴指着峡谷东岸半坡上的一座破旧的小红房子：“那就是老君庙！”日夜盼望的老君庙终于找到了。靳锡庚记得那天是1938年12月27日，当时，天快黑了，他们没敢惊动老君爷，就在老君庙旁边支起帐篷，铺上从酒泉带来的麦秸，生起火。从此，他们就与老君庙为邻。老君爷也许由于这些石油郎的到来而解除了不少寂寞和孤独吧。
老君庙海拔2300多米，位于祁连山北麓，山上的冰雪融化而汇流成河，河水像刀子一样将山前的戈壁切成刀刃似的绝壁，百米深的山谷，绝壁上流出的油苗大片的河滩和下游戈壁浸成黑色。老君庙就座落在山坡的平坝上，玉门油矿的第一口井就钻在老君庙，油矿也因此而得名。
弓形山，在这里留下了多少艰难跋涉的足迹
靳锡庚还记得弓形山。在找到老君庙的第二天清晨，孙健初便迫不及待地要看看山背后的地形。靳锡庚与孙健初冒着刺骨的寒风从蒙古包走出，来到祁连山下，孙健初指着面前的山说：“你看这山多像把弓啊！”他们抬头观望，山中间呈弧形，两边像有两个把柄，果然像弓！从此而得名。后来人们都叫这山为“弓形山”。
孙健初认为，弓形山不但外表凸起，而且里边是个隆起的背斜构造。他们想到山上去看个究竟，可沿石油河向北走了二三百米也没有找到路口。没有办法硬是用镐在悬崖的断壁上凿出一个能站脚的台阶，一个人在前边凿，一个人在后边扶着，就这样走一步，凿一步，小心冀冀地爬上了60多米的山顶，从山顶上往下看，让人感到头晕目眩。“如果摔下去肯定会粉身碎骨，“孙健初拉着靳锡庚的手开玩笑：“不过咱们搞勘探的就差不会飞檐走壁，什么陡坡都能爬上去。”
来到老君庙的第三天，为了加快勘探速度，他们便分头行动。靳锡庚领着几个新工人去野外测量。那一年冬天，他们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任何条件也没有，只是没断粮。每天吃的是发不起来的馍和咸菜，最好的饭是白水加盐的面条和小米稀饭，睡的是蒙古包，十来个人挤在一起，头顶头，脚对脚，工人一躺下就响起呼噜。靳锡庚想着第二天的工作，经常是很长时间才睡着。后半夜炉火渐熄，虽盖着被子，压上羊皮袄，仍冻得缩成一团，活像一群卧着的大山羊。
早晨，天一亮就爬起来，吃完饭赶紧出发，为的是早出早归。从蒙古包走出，那低谷都覆盖着一尺多深的积雪，看不出高低，深一脚浅一脚。当时靳锡庚已是快40岁的人了，体力跟不上年轻人，他身上穿着沉重的老羊皮袄，每爬一步都气喘吁吁。测量工人刘万才要扶他，倔犟的靳锡庚一把推开，工人又好心地说：“越往上越陡，靳先生不必爬了，我上去替你看看。”“你要能看，我来干啥？”工人的好心，他不接受。因为只有站在山顶上，他才能指挥他们如何测量出合格的等高线。就这样，他们艰难地爬上了山顶。
山高风大，强劲的北风几乎要把他们刮到山脚下。工人们都是当地的农民，有经验，大风一来赶紧让靳锡庚趴下。测量时，靳锡庚一手拿笔，一手拿着平板仪，带着手套的手也快冻僵了，鼻涕流在平板仪上，很快便冻成了冰疙瘩。工人们下山时有办法，找个缓坡，往下一溜就坐了滑梯。可靳锡庚却不敢，不是怕摔伤自己，而是怕把平板仪摔坏。他只能一步一步吃力地走下来。
这种艰苦的生活日复一日，支持他的是坚强的毅力。他日渐消瘦，面容枯黄。一天，他眼前一黑，突然晕倒在雪地上，工人只好搀扶着他回去。第二天他又带领工人上路了。这样的生活有苦也有乐，午间陶福兴把馒头送上来，燃起熊熊大火，大家围在火堆旁，又烤馒头又取暖，边吃边唠，笑声不断。靳锡庚也不乏幽默，给大家讲了很多故事。把工人们刚来时不懂测量所出的洋相编成笑话，逗得他们哈哈大笑。晚上回到蒙古包还要教工人们学旗语，识标尺，每天工作十一二个小时。
经过一年的时间，他们踏遍了弓形山一带十六七平方公里的高山低谷，有四千多测绘点。到1939年10月份，靳锡庚领导着工人边学习边干，绘出了老君庙和石油沟地区两幅比例尺为万分之一的地质地形图和地质构造图。当年绘制的这两幅图展现出地形的高低、地层分布走向，给玉门确定井位提供重要依据。在没有电测的情况下，钻井也根据它提出的地层位置取砂样，反过来钻井取出砂样又验证所画位置对与否，为下一个井位的确定提供依据。
三个平硐，是白手起家的象征
说到玉门油田炼油的历史，靳锡庚讲了这样一个故事。那是1938年12月间，他们刚到老君庙的一天傍晚，大家忙着搭帐篷，只见有几个黑跋跋的家伙向他们走来，到跟前一看，原来是几个满身油污、十五六岁满脸烟熏乌黑的孩子。问了半天，才知道他们是赤金堡一家地主雇来舀油的。他们在油苗处挖个七八尺深的坑，让油流到坑里，积满了油时，地主便找车把油运到城里去卖钱。这种方法也是从清朝延续下来的我国最早的采油方法。大家叫这些人“油娃”。
油娃们的举动引起靳锡庚的沉思，靳锡庚想：总不能守着金饭碗要饭。要解决自己矿上汽车采购用油难的问题。于是，他向孙健初建议将“油娃”们的三个油苗买过来，自己有办法可以多出油。孙健初同意买下了三个油苗坑，靳锡庚指导工人在悬崖下露头的岩壁上顺着油层对着油苗挖了三条平巷，人们叫它”平硐“。巷道用木柱支护，就叫它石油坑道。靳锡庚过去在煤矿工作过，他把挖煤的方法移植过来了。这三个平硐每天可出原油一吨多，相当一口浅井，比当地人挖坑舀油多出十多倍油。
出油后，他们用一个七八十加仑（三四百升）的圆铁桶当炼油炉，骆驼草当燃料，每天可炼出五加仑（23升）汽油。今人听之也许会嗤之以鼻，在当时要知道这些油就够卡车跑一趟酒泉了，不然还得从西安买油，而且很难。自己能炼出汽油了，心里别提多高兴！从出油到炼油没花一分钱，这真叫白手起家。这也就是玉门炼油历史的开端。这期间，由延长油矿调来了两部顿钻。1939年3月13日，老君庙第一口油井在孙健初定的井位上开工了。为什么叫“开工？”不叫开钻呢？因为当时未钻之前要先用人工挖方井，挖过砾石层之后才敢下钻。挖方井就花去一个月时间，并因坑下气流不畅导致两名工人窒息而死。顿钻进度也很慢，顺利时一天钻进一米多，如果遇到井壁倒塌，反而倒退。用了398天，钻到388．81米处遇到A层。这口井每天可产油三四桶（五六百升），大家为之欢欣鼓舞，因为它给人们带来了极大的希望。
八井啊！几乎与你共葬身
有一件事对靳锡庚是刻骨铭心的。那是1941年，他是钻八井队的负责人，当时靳锡庚41岁了。9月6日，当钻机钻到439米时进入L层，天然气猛增，他整天提心吊胆，生怕发生井喷，因为四井就是钻到L层发生了井喷。果然八井随之出现了间隙喷油，他们加大钻井液密度，可普通钻井液无效。
10月20日，钻进到448．76米处，突然喷出油和砂，把钻台下的工作套管撕开了一个裂缝，原油夹带着天然气呼啸而出，喷向40米的高空，吼声震天动地，又像火车汽笛长鸣。井喷就是命令，靳锡庚知道自己是队长，在危及关头要沉着应战，他带领钻机班长陶福兴冒着生命危险，顶着气浪，硬冲上去装上了防喷器。数小时后防喷器被砂子油冲出苹果大的窟窿，油和气不断向外喷射，喷到空中的油像滂沦大雨一般倾注而下，油加砂子溅出一公里左右，在场的人成了“油人＂。井场周围弥漫着瓦斯，工人抬着钢板压井，几次被气流冲倒，井喷无法制服。到了27日清晨，因井内油砂堵塞，井喷势减弱，趁此机会，靳锡庚与司钻徐成华冲上去，安装上第二部防喷器，大家才长叹了一口气。
这之后，八井有7个月是在控制下采油的。当井不出油或油流速减少时就上下提放和旋转钻杆，同时将闸门打开，油便会自动流入油池。1942年8月7日，这一天任凭怎样活动钻杆也不出油了，为了保证每天给炼油厂100吨原油，靳锡庚无奈，和钻井工人共同商量，把钻杆取下来，看看是否堵塞了。果然发现在套管100多米处已被石蜡糊住了，钻杆管箍下边“肩膀”处已被砂子磨平，部分套管被砂子磨成一条条沟，有的断了，卡在钻头上，起钻时连套管也带了出来。当他费了好大力气才把钻头连同钻铤取出刚刚放到地下，霎时井眼内喷出原油比头几次更猛烈，就像出笼的野兽呼啸着，时刻威胁着井场上的每个人。
这次井喷一小时能喷出数百吨油，最多一天能喷2500多吨，幸亏做了准备，就地挖的几十个储油池派上了用场。眼看所有的储油池都要满了，如果再要喷下去，原油就要外溢，会流到家属住宅区、矿场、机厂，随时都有着火的可能，大家忧心忡忡，有些家属已经开始往东岗上跑，靳锡庚此时更是心急如焚。说起来也真万幸，正当油池装满时，油井不喷了，真是谢天谢地！他们借此机会赶紧下钻井关了防喷器，一场井喷才算过去。
八井的井喷时间比较长，靳锡庚等人轮流值班，随时解决现场发生的问题，对井喷的危害有直接的了解。通过了八井的教训，他坚持改用油管出油，并由大油嘴放喷改为小油嘴控制出油。同时也促进了他对泥浆的研究和重视。通过血的教训，他们认识到学习技术的重要，靳锡庚说：“没有技术去钻井等于徒手抓老虎。”
在井喷的七天七夜里，他们如同与洪水、猛兽搏斗，累得疲惫不堪，但看到这七天喷出的16000多吨原油，反而象打了一个胜仗。不久，蒋介石父子先后来矿，看到石油也非常高兴。到了1942年11月，油矿提前完成了资源委员会下达的180万加仑（819万升）的汽油生产任务，全矿职工欢欣鼓舞。总经理孙越崎披红戴花，带着上千人的游行队伍，敲锣打鼓，亲自把一面锦旗赠给了八井。
八井自喷14个月，其中三次失控喷油约一个月，其余都是在控制下采油，共采原油53417吨。在当时“一滴油，一滴血＂的情况下，有力地支援了抗日战争。到1942年底，八井几乎不出油了，但八井在开发L层的历史上却有着重要的地位。
从1938年到1949年，靳锡庚在玉门油矿最艰难的发现和发展中工作了11年。当年玉门的工人们都记得，旧社会工人大多没文化，靳锡庚积极主张给工人办夜校，矿上没有钱，他就发动工人们拣废砖头搭起了桌椅，并主讲了第一堂语文课。他又请来吴士壁、王祖尧、周庆歧和史久光先生给大家分别讲文化课和专业课。他家距工人宿舍半里多路，晚上没有路灯，还要翻过两个小山头，但他风雨无阻按时给大家上课。至今很多人都感动地说，多亏那时打了基础，解放后又进行了脱产学习。才能使我们更好的投身石油工业的发展。
纪念活动就要结束了，靳锡庚又要离开玉门了。靳锡庚再次来到公园孙健初的纪念碑前和老朋友告别。他柱着拐杖久久地凝视着孙健初的像，心里有多少话要和老朋友说啊。他记得当年刚到老君庙，孙健初、严爽和他住在帐篷里非常兴奋，虽然外面狂风大作，飞沙走石，帐篷被风刮得像风雨中飘摇的小船，三个人冻得缩成一团，可还在的热切地谈论着。孙健初希望“打出一个自喷井就好了＂，严爽说：“日产7吨就可以了。“今天看到玉门油田的发展，看到石油工业的发展，朋友们多年的愿望早已实现了……老人默默地擦干了脸颊上的热泪。
一轮朝阳正在冉冉升起，金色的霞光把祁连山照耀地更加雄伟壮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