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近了保罗纪的陈贲

2022-09-14 15:15:00

陈贲(1914-1966),男,汉族。1939年清华大学西南联大地质系毕业。1955年任石油工业部地质勘探司副总地质师。

中华民族是有着独特的民族精神的。特别是怀有强烈民族自尊心而又掌握了先进科学技术的知识分子,对于自己民族受制于世界列强的欺辱、压迫而深恶痛绝。他们在痛苦中默默探寻着有经济价值并足以“富民强国”的“宝藏”。石油地质学家陈贲,就是这支有强烈爱国心的知识分子队伍中的一个。20世纪30年代至40年代初,他在继石油地质学家孙健初、潘钟祥教授等之后,在1945年发表的《玉门油田油母岩层之讨论》文章中,明确指出:“晚侏罗世地层虽非海相,然有深湖之沉积物。地层深厚与生油地层条件相符。”并作出结论说:“上侏罗纪生油理论,如成立时,对新油田之发现可能有极大帮助,祁连山南麓之青海,上侏罗纪地层亦甚发育,沿山麓应为产油之区,有发现油田之可能。又在玉门油田附近作地质调查,由调查资料进而绘制上侏罗纪前之地质图,得知上侏罗纪湖泊分布情形,推断何处适于生油,有首先钻探之价值,扩大生产油区极属有望焉。”这里讲的“侏罗纪理论”,就是后来“陆相生油理论”的雏形。陈贲在半个世纪前提出的这一“独到的见识”,对于中国石油勘探实践和生油理论的研究,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1914年2月15日,湖南长沙福建闽侯(今福州)籍知县的第九个儿子陈绍箕喜得一子,他就是后来成为中国石油地质学家的陈贲。1939年陈贲毕业于西南联合大学。他又考入成立于1916年、从事矿产资料调查与研究的“中央地质调查所”,由昆明来到重庆。

也正在这时,经周恩来副主席批准,将陕北解放区延长油矿的两部冲击式钻机(也叫顿钻)运到祁连山脚下,支援老君庙钻探石油。孙健初对这一地区的地质情况进行了详细的研究,写出了《甘肃玉门油田地质报告》,并专程去重庆向中央地质调查所汇报。陪同黄汲清等专家听取汇报的陈贲,对遥远塞外石油勘探的好形势而激动。

1939年这一年,3口探井连连出油,全年生产原油428吨,加工原油71吨。从此,中国有了自己的油田!中国有了自己炼制出的石油产品!

1940年5月,陈贲受孙健初的邀请,离开‘天府之国’四川,赴老君庙参加资源委员会甘肃油矿局筹备处的工作。陈贲经过月余的颠簸,途经广元、西安、兰州、酒泉等,翻过郁郁葱葱的群山峻岭,跨过长江、黄河,跋涉千里,来到了终年白雪皑皑的祁连山下。

陈贲到老君庙以后,在孙健初的指导下,白天参加地质组到干油泉察看露头,晚上在帐篷里借着油灯的光亮,熟悉着由靳锡庚等技术人员绘制的地形图、地质图、构造图,还细心研究着孙健初编写的“玉门油田地质报告”以及现场地质调查资料和探井岩性分析资料等。

不久,中央大学教授翁文波和助教赵仁寿也来玉门油矿,由陈贲陪同在祁连山地区进行物理探矿试验。这是中国石油勘探史上第一次运用物理探测方法寻找石油。这对陈贲是一次难忘的、受益匪浅的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学习机会。他把这次在现场获得的认识,同在黄汲清、谢家荣两位教授指导下,对四川地区的地质构造细测所获得的认识,进行了对照、比较,进一步丰富了对石油地质的认识。

秋天到来了。从湘潭煤矿起运的钻机到达探区,油矿决定新上一个井位。孙健初同陈贲一起分析已钻3口井的地质资料,认为所钻油层,距地面约100米至300米,含油三个砂层,分别为7、8、9米,中间为页岩隔开。这些资料表明,K油层基本探明,新开井应探k层以下的油层。经过认真研究,他们共同提出“老君庙构造第4号井加深钻探的设计方案”。第4号井11月2日开钻,1941年4月21日凌晨3时,当钻到439.17米时,发生强烈井喷,油柱高达40多米。4号井在K层下面又发现了一个新油层,就是后来被命名的"L油层"。之后,在L层又钻3口井,井井出油,单井日产量高达到200多吨,证实了L油层是玉门油田的主力油层,玉门油田是个储量丰富、具有工业性开采价值的油田。

1940年初夏到1944年冬天的近5年中,陈贲参加了老君庙油田及外围地区的石油沟、青草湾、宽台山以及河西走廊的永登、古浪、武威、民乐、山州、永昌、酒泉、敦煌等地的地质调查。除同孙健初合作写成《甘肃玉门宽台山北窑地质初步报告》、《甘肃永登、青海民和上旋子及马厂原一带油田简报》外,在1944年冬天还独立完成了《三年来玉门地区勘探成果》总结和被学者称之为对陆相沉积的侏罗纪地层生油理论”颇有见地”的《玉门油田油母岩层之讨论》的研究著述。

由于陈贲的出色工作和地质研究成绩显著,1945年资源委员会派他去美国学习、考察。在美国学习、考察期间,他同美孚、德士古等石油公司的专家们进行了石油勘探和油田开发等各方面问题的讨论交流,实地考察了加州油田的开发措施及管理经验。他很注意美国石油专家对油气成因和生油层岩性的研究,特别是对“海相生油”、“陆相生油”等重要理论的认识与实践,广泛搜集新的资料、新的信息,为回国后进行深入探索和研究做准备。

原计划陈贲要在美国学习、考察两年。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投降,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胜利,他觉得需学习考察的项目基本完成,便于1946年回国参加战后祖国的恢复建设。

1946年陈贲回国后,资源委员会决定留他在上海成立不久的中国石油公司地质室,任地质师。抗战胜利后,被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了50年的台湾,恢复了中国的主权。为了搞清台湾的石油资源,中国石油公司派陈贲等人前往,时间半年,允许陈贲带家属同行。

1946年底,石油资源调查组由上海乘船到台湾。计划对台北的尖山湖、新竹的苗栗、台中的南投、台南的高雄等地区地层及构造,作一些普查,对已经发现一些浅层油、气的出磺坑、锦水等地区进行重点调查。1947年2月28日,台湾人民武装起义爆发了。陈贲和他的调查组无法再进行工作,只好奉命撤回上海。这次调查,虽现场工作未能全面展开,但苗栗出磺坑油矿提供的有关台湾地区石油地质档案,使陈贲大大开阔了视野,对日后进行各类油藏的对比研究,获得了有益的资料。

陈贲,人虽然留在了上海,离开老君庙也有了5年,可他对“侏罗纪”的思考,始终没有停顿。1948年,他先后两次去了老君庙,对青草湾、石油沟、文殊山等构造,作进一步调查,还与杜博民、郭耀明等地质家们,骑着骆驼专题调查青草湾构造顶部、水泉地质、第三纪地层和南山一带同代地层关系,制定了青草湾构造钻探计划,为展开勘探进行了准备工作。同时,还帮助玉门油田制定了主要油层---L层的地质构造图。

这一时期,陈贲对侏罗纪的研究,有了新的进展。1948年,他发表了《对于四川石油地质之检讨》,就四川盆地的油源层和储积层等问题进行了研究。他指出:“四川石油虽露头很多,大都在白垩纪或侏罗纪地层中。三叠纪上部具有含气层也是已经证明的事实……二叠纪石灰岩是否有油源层和良好的储集层存在呢?这问题很难肯定回答,不过二叠纪地层在中国南部分布很广,如果钻探二叠纪石油,应该以整个中国南部为对象,不应专注四川一省。”

解放了!上海回到了人民的怀抱。中国人民解放军代表徐今强,1949年6月进驻中国石油有限公司。徐今强听取了陈贲关于全国石油资源情况的汇报。他对这位业务精通、热诚干练的年轻地质师很是赞赏,常常找陈贲讨论有关石油的问题,他们在工作中加深了了解和信任。

1950年,燃料工业部召开第一次全国石油工作会议。陈贲为徐今强起草了《石油工业地质勘探现状与今后勘探部署》的报告,徐军代表很满意,并一起到北京参加会议向中央领导作了汇报,受到好评。这次会议提出了中国石油工业的方针与任务,作出了加强西部地区油气勘探的部署。中国石油工业开始了由国家部署,有计划、有重点发展建设的新时期。

全国石油工作会议后,在陕西地区展开了北起延安、延长,南至铜川、韩城一带的地面调查和重力普查,对四郎庙、马栏、枣园等构造进行钻探;在甘肃永昌窑水构造上展开深井钻探。坐镇四郎庙的指挥,就是新成立的石油管理总局西安勘探处副处长陈贲。经过一个阶段的勘查和钻探之后,1951年春夏之间,陈贲在总结四郎庙构造钻探成果时,提出了改进延长统物性的意见和录井工作规范化的建议。

1952年陈贲被调到北京石油总局任地质勘探处主任地质师,充分发挥熟悉全国石油地质勘探工作和各石油探区情况的长处,虚心向石油地质界老前辈和苏联专家学习,立志要在西方学术“权威”所断言的“陆相地层是不可能形成油藏”的中国,加快石油勘探的步伐,不断发现新的陆相侏罗纪油区。

1955年以前的4年中,陈贲与全国石油地质工作者共同努力,针对当时石油工业现状,改进了我国的石油勘探方法,建立了地面操作规程,科学地规范了石油勘探工作,陈贲在这一时期工作的经验体会,曾先后发表在《科学通报》、《石油地质》等杂志上,在全国石油系统推广学习“先进地质构造调查法”“建立一整套地质调查工作制度”“重视地形测矗”等成功的工作经验。

陈贲在石油地质研究方面的成就,在组织石油勘探方面的成绩,得到了中国地质界的肯定。在1955年召开的中国地质学会第26届代表大会上,陈贲被选为理事。还是在1955年,石油工业部成立了,陈贲出任地质勘探司第一任副总地质师(总地质师出缺)负责全国石油勘探开发工作。

陈贲,是一头不知疲倦的“牛”!陈贲,是一头压力越大、跑得越快的“牛”!担任了石油工业部地质勘探司第一任总地质师的陈贲,把更多的精力、更大的热情投入到各石油勘探区的调查研究和现场指导的工作上。特别是对准噶尔盆地、柴达木盆地陆相侏罗纪油气的生成和运移作用,做了大量的地质调查和综合研究。陈贲认为,“准噶尔盆地的北沿——克拉玛依地区的主要含油层是上三叠系地层,它不整合于古老的变质岩之上,也以不整合关系与以上的侏罗系地层接触。”“从地层厚度不大,含油很丰富的事实来推论,油藏是由广大地区生成的石油,游移聚集在一起形成的。”他还以沉积压缩学说来解释克拉玛依油藏形成的过程,认为:“准噶尔盆地在上三叠纪时期,堆积了富含有机物质的沉积渐渐变成石油。由于盆地中心堆集的沉积较厚,产生较大的静压,将石油挤压向盆地边缘游移,形成了油藏。”陈贲在进一步论述准噶尔盆地南缘与北缘的含油气远景时指出:“从油气游移的通道角度来评定,北缘优于南缘”,“在准噶尔今后找油的方向,除根据渗透性、构造等条件之外,应在不整合面、埋藏的探度不大、有断裂存在的地区进行勘探,可能更容易收效。德隆山就是符合这种条件的地区之一,也是今后勘探的主要对象之一。”

发表在1957年《石油勘探》创刊号上的这篇《油气游移作用和准噶尔盆地的含油远景》,对深埋地层的有机物质的运动形态、运动规律,描述得声色兼有,使人觉得陈贲就好似在“侏罗世纪“走了一遭。

陈贲在下放青海冷湖油田期间,虽承受着政治上、精神上的种种压力,但他凭着对人民的责任感和对石油地质事业的执著追求,对冷湖油田侏罗纪地层生储规律等重要课题的研究获得丰硕成果。下放时期,上级保留了他的“地质师”的头衔。青海石油勘探局以此发挥其专业特长,让他负责冷湖油田的地质勘探开发技术工作。

陈贲在接受任务后,首先组织编制“冷湖油田开发方案和年度配产方案”。他通过进一步研究形成了冷湖侏罗纪油藏的系统认识,并在1960年提出:冷湖第三系地层不具有生油条件,其特征可能是沿断层垂向运移的“次生油藏”;同时明确指出:“冷湖油田的油源来自侏罗系”。在这一理论指导下,由他主持拟定的冷深17号井的方案,在侏罗纪地层中探到了油流,证实了他在1945年发表在《地质论评》上的《玉门油田油母岩层之讨论》,关于“祁连山麓之青海上侏罗纪地层亦甚发育,沿山麓应为产油区,有发现油田之可能”的论点。

之后,陈贲又继续研究、总结,加深对冷湖油田断块油气藏的富集规律的认识。他在论述冷湖区侏罗纪油藏存在的可能性时,写道:“既然第三系油藏是经沿断层垂向运移形成的,其分布受着原生油藏的控制,那么寻找侏罗纪的原生油藏必然成为寻找油田的新方向,冷湖区北部应有侏罗纪油藏存在的根据。"

陈贲在进行这些科学的实践与研究的时候,正是20世纪60年代初我国遭受严重自然灾害时期,冷湖油田的生活是十分困难的。象陈贲这个集多种压力于一身的壮年汉子,远离家人独身在这种艰苦环境中,生活上的困难,要比常人多得多,也大得多。他致力于寻找侏罗纪原生油藏的研究,常常工作到深夜。冬天取暖困难,便身穿老羊皮袄,脚套大毡靴;以喝白开水取暖,用装着开水的玻璃瓶暖着冻僵的手,在房间里绘制地质图,整理资料,编写研究报告。

陈贲身体出现了浮肿,又染上了肝炎。青海油田的领导,按高级专家的标准,对陈贲给予了生活上的特殊照顾,每月供给些大米、油、糖等食品。但他没有全部补养自己,而是在这有限的食品中,拿出大部分馈送给他周围的老人、病人和孕妇。一位名叫罗虎的青年工人,粮食定量不够,陈贲常常挤出自己的口粮来接济他;在他要离开油田回陕西家乡时,陈贲还资助了路费。陈贲以惊人的毅力,拖着病弱的身体,向着科学的高峰攀登。

1963年元且前夕,他向侏罗纪发起全面进攻,提出对侏罗纪油藏展开勘探的同时,要继续加强综合研究工作,要进一步了解:基岩埋藏探度与侵蚀幅度的关系;原生油藏与次生油藏的关系;基岩起伏与侏罗纪形态的关系;地下水活动与原生油藏形成的关系等一系列问题。

陈贲对侏罗纪的研究,一步一步在深入;从技术人员、工人和领导干部,形成了一个众人参加的研究队伍。对侏罗纪地层的探索正在群策群力的进行着。陈贲虽然病态依然,但他整年是宿舍、研究所、钻井现场,三点一线,默默走着,把他全部的生命,都用来破解“侏罗纪”的秘密。1966年6月15日,陈贲就被那股不可思议的“文革风暴"卷入柴达木的黄土之中!至此,这个为人类留下不朽业绩的地质家,在人世间只停留了52年又4个月!

陈贲刚刚走近侏罗纪,他探寻侏罗纪的“梦”就终止了!在纪念陈贲诞辰80周年的时候,不少石油地质界的前辈、学者和专家们,悼念他,敬仰他。中国工程院士,油气田开发专家童宪章先生,为纪念这位对中国石油地质理论的建立和新中国石油工业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的地质学家时说:

陈贲是我国陆相生油理论的奠基人之一。

陈贲是我国进行地下地质综合研究的开创人之一。

陈贲是把注水工艺引进我国油田开发的先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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