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纲道（1915—1984年），男，汉族，1949年中央大学物理系毕业。石油勘探开发科学研究院总工程师。他生命的轨迹，划过了中国石油地球物理研究领域灿烂的星空，闪耀着夺目的光芒。
一
1941年，王纲道先生从国立中央大学毕业后，留校做了助教。他真正与石油结缘始于1946年8月。这一年，他任职于国民党资源委员会中国石油公司，结识了资源委员会主任翁文灏及中国石油物探奠基人翁文波兄弟。
中国石油公司是国民党的一个官方机构，主要职能是进口外国石油制品，并在中国开展石油勘探工作。公司勘探室第一任主任是翁文波先生。当时，翁文波和王纲道等人组织了野外重力队，在苏南至上海远郊的高桥进行电法实验研究和重力测量。王纲道任地球物理副工程师。
1948年的中国大上海，伴随着国民党在战场上的节节失利，陷入了巨大的混乱之中。许多国民党达官贵人深感大势将去，匆匆逃往台湾。中国石油公司勘探室却照常开展工作，人心安定，异常镇静，因为翁文波和王纲道先生给员工作好了思想工作。
上海的局势越来越紧张，国民党军队死守上海，在郊区大量修筑稠堡，不时在大街上放冷枪。王纲道和他的野外重力队随时都有被国民党军队怀疑而被抓起来的可能。但王纲道没有停止工作，仍然带领他的野外重力队坚持重力测量，他们决心向即将成立的人民政权献上一份地球物理勘探的厚礼。
当时，石油公司勘探室花费巨额外汇从美国进口了我国第一台地震仪器。为了防止被国民党军队抢走，翁文波先生决定把仪器一直保存在中央银行地下室。直到上海解放后，才由王纲道负责地震仪器的拆箱。后来这台仪器装备了我国第一支地震勘探队伍。王纲道在苏南及上海所获得的重力勘探资料保存于江苏油田。这些珍贵的资料默默地记录着王先生早年投身石油事业付出的心血和汗水。
50年代初，王纲道组织的重力队活跃在陕北延长一带。王纲道成长在灵秀的江南。到陕北后，极目远眺，满目黄土，沟壑纵横，山山昴昴，几乎没有平坦的道路。然而，搞重力测量必须在这里翻山越岭。他们有时一天要翻越三四座大山。陕北赋予了王纲道粗犷的气质。
1952－1961年，王纲道的主要职务是燃料工业部石油管理总局总工程师，石油工业部主任工程师，担任新中国石油地球物理勘探的技术领导工作。从石油勘探开发科学研究院保存的“科技干部业务业绩档案”上的记载表明，这一时期，在他的领导下，石油地球物理”把只有重力勘探和少量测井工作发展起来了，使地震、电法、重磁力、测井、射孔技术都发展到了一定水平”。
新中国迫切需要石油。60年代，是新中国石油史上难以忘怀的日子。石油人搞了声势浩大的几次大会战。每一次会战王纲道都参加了。1960－1963年，大庆地震会战。全国抽调了26个地震队，在广袤的松辽平原首次大规模进行地震连片测量。王纲道与孟尔盛担任地质会战指挥部总工程师。也就是在会战前后，王纲道患了肾结石病，常常疼得他豆粒大的汗往下流。他默默忍受着疾病带来的痛苦。因为他知道，会战现场离不开他。
那段日子，王纲道奔波在野外现场进行技术指导，有时一天要徒步数十里。但是王纲道认为，自己作为一个石油科技工作者，应当为新中国的石油工业的发展奉献一生。这是他精神的家园。在他累了、苦了，身心憔悴的时候，精神的家园总在源源不断地输送着力量。在物探局工作期间，王纲道提出了开展三维地震的试验工作，得到了物探局领导的大力支持。这是一项开拓性的工作，在国内属于首次。
王纲道善于把多学科综合起来，使地球物理工作更好地为石油勘探和开发服务。他孜孜不倦，工作勤勉，乐于接受新知识。他早年的特长是重力勘探，随着时代的发展，他着手了对地震勘探的研究，并取得了多项成绩。他勤于笔耕。50－60年代，他在《石油地质》、《地物球理勘探》等杂志上发表了诸多科研论文，有力地促进了地球物理学科的发展：
二
在石油物探领域，王纲道造就了一大批优秀人才。他一面自己奋力开拓，一面着手培养接班人。他把培养人才视为传递人类文明的火种，把这项工作当作自己神圣的职责。石油物探局原党委副书记高凤仪谈到他的引路人王纲道时，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
40年代末50年代初，王纲道率领他的重力队活跃在上海及陕北时，只有初中文化程度的高凤仪加入了第一重力队。高风仪回忆说，当时他只是一名普通工人，没有经过专业训练。在王纲道的亲自帮助下，他很快掌握了仪器操作维修及资料计算，掌握了绘制重力构造图等基础技术工作，业务能力有了很大提高。1952年，王纲道调到石油管理总局后，大胆选拔年轻人，让高风仪接替了重力队队长职务。
物探局原副局长李全慎回忆说，20世纪50年代，王纲道率领一支重力队在陕北工作。当时，王纲道要物色一个高中毕业生，李全慎正好符合条件。就这样，李全慎开始了他的石油人生。王纲道平常注重对李全慎言传身教，后来还选派他到上海石油高探班学习，为他成才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物探局的黄豪1947年就与王纲道工作在一起。那时，王纲道住在上海高桥，黄豪给重力队开车。了解多了，他们就成了朋友。王纲道问黄豪：“除开车外，你还想学习使用仪器吗？”“愿意。“黄豪回答。“那我就教教你吧。”就这样，黄豪的业余时间里，开始了学习重力测量、导线测量。他学会了使用许多精密的仪器，由一名司机成长为野外物探工作的优秀领导干部。
物探局物探地质研究院原总工牛毓荃深感自己的成才得益于王纲道的亲切关怀。1963年，王纲道敏锐地感觉到，制作合成地震记录是一项重要的技术，指导他找到技术资料，着手制成了我国第一个合成地震记录－－－营9井地震记录。他说，这一成绩凝结着王纲道的心血。在牛毓荃记忆中，王纲道特别关注高科技的发展。1963年，王纲道指示他研究可控震源技术（当时的译名是连续震动法）。后来，这一研究成果整理出版。这是我国第一次全面阐述可控震源技术的著作。
王纲道对科学一丝不苟。野外测量常常会遇到“异常点”，他总是一查到底，从不轻易放过。对情况特别复杂的“异常点”，为了查找原因，保证资料质量，不惜推倒重来。他非常重视地球物理和地质的结合，对许多地质情况都很清楚。他认为，地质上要解决的问题可以由地球物理方法解决。他的地质知识特别渊博，每次讨论勘探部署，他对地质方面都能有相当多的见解和建议。
许多人亲切地称王纲道为“团长”，无论他走到哪里，都被大家围成一团。他善于营造一种良好的工作和生活氛围，与他相处非常愉快，非常融洽，大家在轻松的环境中干好了工作，增长了知识。
20世纪50年代搞重力测量，必须带着沉重的仪器。王纲道把仪器看得比生命还要重。他要求抬放仪器小心谨慎。每天下班后，他都要把仪器悉心擦拭干净。仪器坏了，自己亲自动手修。那时没有计算器，测量获得的大量数据都须用计算尺手工计算。这是一件相当繁琐、单调的工作。他总是和大家一起整理资料，毫无架子。
测盘工作很苦，常常是幕天席地，风餐露宿，还得成天搬家。夜晚随处支个帐篷就临时安顿下来。吃饭时，每人端一只碗，随便的蹲着吃。身为重力队队长，王纲道总是和工人吃住在一起，从不搞特殊化。
王纲道一直在与疾病作斗争。长期的野外工作使他无暇顾及自己的健康。60年代石油会战期间，他就患了肾脏病，做手术时，已到了晚期。1975年他患了脑血栓，1978年又患了面部精神麻痹和心脏病。鉴于健康状况，到勘探院工作不久，组织上安排他长期休养。
然而，疾病中的王纲道闲不下来。从勘探院保存的王纲道自己写的“小结”材料可以看出，组织上安排他全休后，他开始是“试着上半天班，一般还能坚待…以看资料为主，看了原文地震地层学和地震记录数字处理程序”。他在“小结”中写道：“我觉得拿了国家高工资，能为国家出一份力就要出一份力。＂疾病中，他仍然十分关心勘探院科研工作的发展。他在看了滇黔桂、四川和柴达木一些地质和地球物理资料后，向勘探院领导写了一个报告，对资料反映出的问题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
在王纲道任勘探院总工程师的时间里，虽然身患疾病，有时还由夫人陪着到物探局收集资料。他心里总牵挂着石油地球物理科学的发展。工作对他来说就如同生命的一部分，不工作就没有活下去的理由。
三
1960年的一天，颐和园春和景明。一个7口之家沉浸在欢乐之中。孩子们的欢笑声荡涤在昆明湖平静而秀美的湖水上。他们掩藏不住内心的幸福，因为这是他们有生以来第一次，全家在一起共度周末愉快的时光。然而，孩子们没有觉察到，父亲眼里隐藏着的那一丝愧疚。
这位父亲就是王纲道。作为一家之长，作为父亲，他感觉到自己给予妻子和孩子们太少。可是，工作又那么忙，他怎么能闲下来呢？据王纲道的5个子女回忆，父母亲一生就带他们出去玩过两次，一次就是去颐和园，另一次是去什刹海。
在他们的记忆中，父亲总是那么忙，连过大年都不能与他们在一起。有时过年，父亲还得忙着汇报工作，忙不过来时，他们就帮父亲抄写汇报提纲。王纲道沉默寡言，在家根本不谈工作，更不议论他人。加上他总在野外搞地球物理工作，所以子女对他的工作了解很少。但王纲道对子女的影响相当深远。他把对子女的教育寓于时代广阔的背景下，远远超出了普通的父爱。
他给5个子女取的名字都是草字头，其寓意是希望他们平平常常，随处都能生长。他要求子女多读书。尽管子女求学的年代大都是“文革”期间，但他们没有放弃学业。今天，王纲道的子孙中有4位是清华大学的毕业生，其中两个是研究生。他的5个孩子都靠自己的能力干出了自己的事业。他常常对子女说的话就是：“人自己要有本事，靠天靠地靠祖宗不行。＂
20世纪80年代初期，王纲道的大儿子王芸工作后又继续深造，在清华大学念完了研究生，已获准留在北京。那时，王芸的妻子在河北涿县物探局工作。他请父亲在石油工业部走动走动，把妻子调到北京。王纲道认真地对儿子说：“你去徐水吧。你学的又是机械，在那里一定有用武之地。”
“文革”期间，王纲道一家7人7个地方工作。那时。他在湖北潜江干校劳动，妻子在北京石油化工科学研究院，孩子们分别在内蒙、云南、黑龙江、吉林和辽宁工作或插队。作为一个母亲，王纲道的妻子是多么思念孩子们呵！所以，当王纲道重新安排工作到物探局任总工后，她让王纲道向组织提出要求，至少把一个孩子安排在她身边。
那天，她匆匆赶到了物探局，见到了久违的丈夫王纲道。在食堂用餐时，妻子向他提出了这个并不过分的要求。王纲道低着头，脸涨得通红，一句话也没说，感到十分羞愧。是的，妻子的要求并不过分，都是快60岁的人了，身体状况很不好，而子女又天各一方，举目无亲，多有不便。而王纲道呢，他想到的是全国都在搞上山下乡，都面临着相同的困难，凭什么我王纲道就要搞特殊呢？自始至终，王纲道没有向组织提出这一要求。
王纲道很少关心个人生活，从不追求享受。1980年，鉴于他对石油工业的重大贡献和他的生活条件，勘探院决定给他增加工资，他婉言谢绝。他在“小结”中写道：“关于增加工资，我是不用考虑的。”他去世后，子女们特别怀念父亲，希望留一份父亲的遗物作永久的怀念。然而，在整理父亲的遗物时，子女们没有发现一件值钱的东西。他们只找到了伴随父亲多年的指南针以及父亲在大庆会战中用过的一只旧箱子。箱子上有大庆油田第一口井喷出的原油。
王纲道一生的信条就是：老老实实听党的话，全心全意献身石油。这就是他的人生力量的城堡。无论人生怎样地暴风骤雨，急流险滩，他的这座城堡都是平平静静，坚不可摧。一个人，一生只能走一条路。生命只有短短的几十年，有如白驹过隙。然而生命却有轻重之分，人们对生命给予的评价也有高低之分。1984年2月8日22时22分，王纲道那颗为祖国石油工业而跳动的心停息了，石油人在心中给他树起了一座丰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