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铁生，1915年10月出生，1939年中央大学机械系毕业，曾担任四川石油管理局天然气研究所所长兼总工程师。
1995年岁末，一个隆冬季节中难得的艳阳天。四川石油局天然气研究所学术厅内张灯结彩，笑语喧哗。一年一度的所科技报告会就要在这里举行。与往年庄重肃穆的气氛不同，这天的会场更透出一种喜庆的色彩。原来，这一天正是天然气研究所创建人之一、原总工程师张铁生的80寿辰。于是，科技报告会便成为该所为这位老专家准备的生日礼物。在全场热烈的掌声中，中等身材、满头银发的张铁生老总走上讲台。他今天特意在深蓝色的夹克里系上了一条鲜红的领带，厚厚的眼镜片遮挡不住热切而激动的目光。此刻，面对台下那一双双热切的眼睛，张老总忽然觉得有太多的话要说，他索性抛开准备好的讲稿，任思绪在记忆的长河中驰骋。
一
1939年，张铁生从中央大学机械系毕业，他怀着“工业救国”的愿望，考取公费留学美国。在伊利诺斯大学校园中，在芝加哥、克利夫兰的工厂里，他如饥似渴地钻研着。归国前，当他要求美方让自己把那套参加设计的压铸机图纸带回祖国时，对方经理对助手说：“可以送他一套，我相信他们拿回去也造不出来＂张铁生的心被刺痛了，他恨不得生出双翼，飞回祖国，用自己的知识和心血为她洗刷耻辱。
1949年初，过得机械硕士学位的张铁生回到故土，那报效祖国的夙愿却被当时发国难财、＂讨共勘乱＂、通货膨胀等无情现实湮没了。身为重庆大学副教授的他，每月领到的薪金便是一大捆即将化为乌有的金圆券，他不得不为如何换取银元以维待当月一家老小的生活而发愁。他常常千思万绪地屹立在嘉陵江畔，民族复兴的希望何在？国富民强的前景何在？大江不语，呜咽着从他脚下流过…
隆隆炮声驱散了歌乐山的迷雾，重庆解放了！在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热潮中，张铁生再也不安于三尺讲台，他要用自己的全部聪明才智和满腔报国热情更直接地拥抱这个崭新的时代！
1950年夏夜，四川隆昌圣灯山。几间简易平房内灯火通明，叮叮当当的敲击声伴着发电用柴油机的轰鸣，使圣灯山的夜显得格外热闹。平房内，一位留着平头、戴着眼镜的中年人正带着十多名技术人员和工人紧张地改造设备。他，就是张铁生。此刻，连续的劳累、夏夜的高温使那镜片后的双眼早已布满血丝，一颗颗汗珠顺着脸颊滴滴答答地洒落。作为西南化工局303厂——新中国第一个炭黑厂的筹建负责人，他心里更装着一盆火。
1950年春，为打破帝国主义对新中国橡胶工业所需补强炭黑的封锁禁运，中央根据有关专家建议，决定利用四川圣灯山气田的天然气试制炭黑。5月，西南工业部化工局向重庆工业试验所借调张铁生、周学厚等五人为骨干组成筹建组，张铁生任主任。“一定要打破封锁禁运，尽快生产出我们自己的合格补强炭黑！”张铁生和筹建组的同志们憋着一口气。
按说炭黑生产工艺并不复杂，困难的是参加这项工作的同志多数对炭黑生产工艺、产品性能要求一无所知，甚至从未见过炭黑，也难找到有关资料。在当时既无专业研究、设计单位，也没有成套设备制造和建筑、安装施工的情况下，筹建组除为完成必要的技术准备工作、提供设备制造和建筑安装图纸外，还要考虑设备加工和如何完成建厂的工程任务。与此同时，他们还面临着附近山区土匪经常出没骚扰的治安问题。
张铁生辞去了重庆大学副教授的兼职，从重庆来到距隆昌县城10多公里的圣灯山，将家匆匆安顿在两道桥街上的民房，便带着筹备组成员一头扎进了试制前的各项准备工作中。技术、设备、人员，他们面临的几乎是一片空白。时间不等人，张铁生决定三管齐下，一面着手建立相关技术、质量体系，一面加紧购置、改造设备，同时招收、培训技术工人。
夏季的自贡，骄阳似火。张铁生和周学厚急匆匆地走在街上。提着简单的行李，他们的心却是沉甸甸的。为解决一些关键的设备和技术，张铁生曾跑遍了重庆的机械加工厂和技术院校，但像火房槽架往复运动所要求的变相减速机等设备和技术却始终悬而未决。这次自贡之行，他准备就此请教有关专家，同时希望在这里找到关键设备的加工厂家。几天的奔波，结果却依然令他们失望。看来，一切只有靠自己了。
在西南化工局的支持下，他们陆续接收了重庆的两个私营小机械加工厂的几台破旧车床和部分工作人员以及原在隆昌圣灯山利用天然气熬盐的隆圣公司的旧厂房和人员，以此作为建成新厂的主要手段和骨干力量。张铁生等人凭着从事机械研究的多年经验，带领全体人员自己动手改造、加工技术设备。
设计、绘制机械草图；一钉一铆，利用皮带车床一类仅有的简陋加工工具加工、改造设备。成千个火房火嘴、槽架及其运转控制机构等关键设备硬是在叮叮当当的敲打声中成形了。同时，筹建组通过国内外各种渠道查找搜集有关技术资料，参照美国ASTM标准建立炭黑生产过程中各种生产控制和质量控制指标及其分析测定方法，使我国炭黑工业一起步就有一套与国外同类产品相当的技术要求。
作为筹建组的行政和技术领导，张铁生并不因为自己是机械专家而目空一切，任何技术人员和工人提出的意见或建议他都会认真考虑，有道理的立即采纳实施。一次，火房槽架需要一根自传动轴，但找到的却是又粗又长且两头弯曲的钢棍，在没有校直机的条件下，怎样把它扳直成了一个难题。这时，一位名叫武广民的冷作工想出一个点子：让两人抬起钢轴往地下扔，利用其自身重力和惯性摔直。张铁生采纳了他的建议。最终，靠这个“土办法”还真解决了难题。由此，张铁生对工人师傅们的聪明才智和创造热情有了更深的认识，在党支部的支待下，他进一步发动起全体人员，采用＂蚂蚁啃骨头”的办法，攻下了挡在面前的一座座难关：炭黑试验火房改造完成；从天然气输送、稳压到炭黑火房结构、槽架运转控制机构、炭黑的收集、运送、包装、整套生产工艺流程由图纸变成了现实；一千多个火嘴开始喷吐出熊熊火焰；一股股黑得透亮的粉末从螺旋输送器中不断流出……
1951年7月，第一批国产天然气槽法炭黑试制成功了！产品经天津橡胶工业研究院试验表明：其磨耗、拉伸强度等主要技术指标达到要求。经行车试验后，有关专家认定我国自行生产的槽法炭黑可替代美国同类产品。试制成功后的庆功宴上，许多人醉了——从筹备组成立到出试制产品，仅仅用了14个月时间，中华人民共和国自己的炭黑工业从这里迈出坚实的第一步，他们太高兴了！
针对炭黑产品灰份和筛余物偏高的问题，经反复探讨分析和无数次实验，他们找到了碱液法脱除原料气中硫化氢的方案，该方案既能适应当时较简单的工艺设备，又能满足生产要求。1952年，炭黑厂生产的槽法炭黑在西南工业展览会上获特等金质奖。至1955年，全厂已由最初的50多人发展到近300名职工，炭黑火房也由两个增加到20个。炭黑产品面市后被命名为“圣灯牌”。张铁生为其设计的标志为：槽钢断面下燃烧着熊熊的天然气火焰。通过几年的生产实践积累下的炭黑生产经验也成为我国炭黑工业发展的宝贵财富。
而此时，他心中的那盏“圣灯”也更加明亮。这位历经新旧两种体制的知识分子已深深感受到：只有在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新中国，自己那报国之志才能得以实现。而与当时川南地区党委书记杨超的几次促膝交谈更使他坚定了自己的信念。1956年8月，已奉命调往石油工业部技术司科研处任副主任工程师的张铁生庄严地举起右手，在党旗下向党宣誓……
二
长江蜿蜒流到了泸州。1960年，泸州郊区，甘蔗园里、荒草坡上支起顶顶帐篷。根据国家科委《1956年至1967年国家重点科学技术发展十二年规划》和石油部的决定，一座从事天然气净化、分离、液化、化学加工及分析方面研究课题的天然气科学大厦将在这里拔地而起。长江南岸，一艘艘满载建材的驳船、木船停泊岸边。沙滩上，红旗招展，劳动号子此起彼伏。在临时党委的号召下，200多名石油儿女开始了又一次创业。
瘦削的张铁生在忙碌的人群中并不显眼。当他挑着一担河沙登上一道高高的士坎，便不得不放下挑子歇口气。如此繁重的体力劳动使这位45岁的知识分子确实感到有点力不从心。作为刚成立的我国第一家天然气研究所筹备主任，有许多事等着他去处理，但他还是抽出时间来参加实验大楼工程抢运建材的劳动。由此张铁生不禁想起两年前当他主动要求离开石油部科技司、放弃北京舒适的工作生活环境回川创业时，有人说的那四个字：自找苦吃。
“我这确实是自找苦吃，可这‘苦’不吃，心里能安稳吗？”两年来，每当劳累之余，张铁生常常这样心自问。当初，在受国家科委之聘参加“十二年规划”编制时，他就预见到天然气综合利用的广泛前景，并和各部委有关专家一道提出了其具体任务和措施，而当‘规划’下达，相关任务落实到石油部时，他当然坐不住了。他始终无法忘记当年某些外国专家在得出所谓“中国贫油”的结论后那得意的清形，他更忘不了余秋里部长挥动独臂说出的那斩钉截铁的话语：“如果能早日解决技术问题，我石油部就是倾家荡产，也要上100万吨的天然气合成油！”
交通不便，运输工具缺乏，实验大楼工程所需的50万匹砖、3000吨河沙、290吨水泥、280立方米的原木只有靠肩挑背扛，一步一梯从长江岸边搬到40多米高的建筑工地，而这些材料即使用10吨卡车装运，也足以装满500多辆。在职工动员会上，张铁生发言：“国家有困难，许多条件现在暂不具备，但我们不能等，只有靠自己创造条件，等待就等于放弃目标！”语音不大，但却异常坚定。
其实，张铁生觉得自己并不长于宣传鼓动，但他认为只要身体力行，便是一种最好的鼓动。“来，再替我装一挑。”张铁生将两只空筐放在铲沙工人脚边。“张总，您歇歇。我们每人多挑几挑，加起来就有您一份了。”张铁生笑道：“行啊！你们每人为我多挑几挑，加上我自己挑的，不就又多了一份吗？”其实，张铁生何尝不累？他肩上除了挑沙的担子外还压着一副更沉重的担子：作为总工程师，刚刚诞生的研究所每一项科研项目，从开题、方案论证、实验设计、计量监督、原始记录、数据处理、报告编写一直到成果鉴定和归档，每一环节几乎都渗透着他的心血，同时，他还指挥着留在隆昌的科研工作和刚在重庆起步的国家重点项目——天然气提氦工程。
为完成国家科委提出的“出成果、出人才”的任务，张铁生审时度势，既抓住眼前迫切需要解决的技术难题，又瞄准一些具有深远意义的科研项目，特别是一开始就抓住作为一个科研单位应具备的基础工作不放，尽管课题不断更新，但专业基础却逐渐形成和巩固。他相信只要辛勤地播种，不断耕耘，定能结出丰硕的果实。他要求科技人员以严谨的态度，用数理统计这一科研工作的基本方法进行实验设计和数据处理。有一次，所里的一项科技产品出现质量问题，经调查分析后，认为是实验室阶段数据不准确，而导致产品性能不稳定的。平时文质彬彬的张铁生再也忍不住了：“不准确的数据会导致错误的结论，其后果比没有数据更坏！”在职工大会上，张铁生显得异常激动：“有关责任人要批评教育，但主要责任在我这个总工程师！”
“言必有据“是张铁生坚持的重要原则。尽管建立起组、室、所三级分级审，各负其责的制度，但凡是到了他手里的各种报告，他都要从技术到文字全面推敲，连计童单位、简化汉字和标点符号中的问题也不放过。他的创根寻底曾使很多人都感到窘迫，但事后又无不为其求实精神心悦诚服。一次，张铁生对一篇关于＂氢渗透测试方法”的报告有不同看法，他并不因为自己曾在重庆大学教过金相学而把自己的意见强加于人。他请来作者反复探讨，并向国内有关学术专家请教，最后一致认为：方法本身虽存在一定系统误，差但却不失为目前可用来对金属的抗氢性能作相对比较的方法。这样，他放心了。
正是通过这些从严要求，张铁生把自己一丝不苟的作风、求实的精神、强烈的责任感潜移默化传播给科技人员，在完成了一项项重大科研任务的同时，带出了一支严谨的科技队伍。
1958年，为解决国家急需的液体燃料，他对石油部下达的天然气转化制合成油的原料气这一重点任务，采取了‘催化转化法’和‘部分氧化法’两条技术措施齐头并进，克服自然灾害带来的困难。至1960年，不仅＂催化装置”开始制出合格的合成原料气，而且附加的＂中压铁剂装置“首次在国内获得以天然气为原料的合成油产品。
1960年，海防建设急需氦气。国家科委与石油部下达天然气提氦科研项目，代号“6082工程”，张铁生在党支部的领导和支持下，抽调曹干、游开诚、杨秀清等精兵强将，采用“带氦预冷的简单林德循环加液甲烷补冷和氧化铜脱氢＂这一具有独创新意的工艺流程，经过几年实验，在半工业试验装置上获得成功。氦气纯度达99．995％。提氦试验的成功及6082化工厂的建立，满足了国防、军工的急需，为当时我国氦气需要进口的历史画了上了句号。
三
1996年岁末，又是一个星期天的清晨。同往常一样，张铁生早早来到为他专门保留的办公室，又开始了一天的忙碌。虽然十年前就从所总工程师的岗位上退下来了，可这位八旬老人始终闲不住。他担任起所科技委员会顾问，积极参与所内各项学术活动，他热情为对外学术交流牵线搭桥，推荐中青年科技人员参加国内外重大学术活动，邀请外国专家来所讲学，为出国进修人员联系地点，落实专业。
张铁生取出几本厚厚的英文辞典，开始校阅摆在办公桌上的那份世行贷款项目《四川天然气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他是这份英文报告书的总校核。退休后，他主动承担了美国《天然气处理与加工》的部分翻译和总校，以及石油天然气总公司组织编写的《英汉石油大辞典》天然气分册的主编任务，经他编写、翻译、校审的书刊文件达几百万字。他忽然想起一件事，急忙从办公桌里拿出信笺：天然气研究所要改称院了，他受所领导之托，要给自己昔日的老上级侯祥麟写封信，请他为即将成立的研究院题写院名。
当初，正是这位老领导在石油部率先提出建立天然气研究所的主张；也是这位老领导在39年前经不住自己的软磨硬泡，同意自己回川创业，临走时，他那既有挽留，更有鼓励和期望的眼神至今依稀在目。
风风雨雨过去了，天然气研究所如今科技硕果累累。“天然气净化及其配套技术”获首届全国科学大会奖；7项专利技术，5项获国家发明奖，100多项获省部、局科技进步奖的成果更是为祖国的科研园地增光添彩；500多项成果推广应用后成为勘探开发油气田的“金钥匙＂，仅在“八五”期间便为国家带来可测算经济效益6．5亿元，相当于国家同期投资的6倍多。
薄薄的信笺上，张铁生笔走龙蛇，兴奋激动之情流溢笔端……